七月的一天,坐在公交车上,突然收到大学群里的一个消息:各位同学好!杨初龄因病于今日不幸逝世,万分悲痛!他的追悼会定于明天下午举行,有空去的同学可以和曹敬育联系。
我一怔,心头一紧,说不出来的落寂。
他才52岁,人生和事业正当高峰,就这么突然走了。仔细想想,这几年来,他几乎没在群里冒泡了,我的微信朋友圈,他也很久没在里头点赞。
之前我还奇怪,他可能太忙了,或者厌烦了这种隔空的互动方式。却不知,原来这几年,他早已身患重疾,饱受折磨,在与病魔顽强战斗。
杨初玲是我大学的同学,男生,却有着一个女孩的名字,因为名字,还闹过不少笑话。大学报到时,宿舍是早已分好的,看到床头贴着的名字“杨初玲”,上铺的曹敬育突然叫起来:搞错了吧,怎么把女生分到了我们宿舍?上大课的时候,老师点名,新生要站起来,个儿高高的杨初玲弓腰站起,立刻引来老师惊诧的目光,同坐一个教室的其他院系同学也暗自窃笑。
杨初玲皮肤白皙,长得很秀气,家乡在浙江的温岭,是个出产柑橘的地方,他说他们那里靠柑橘创收,家里每年有几万的收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几万可不是个小数字,我心想,原来他家还是个“地主”呀!春节寒假后,我们都带了各自家乡的特产,杨初玲带的是家乡的柑橘给大家品尝,红红的,颜色很鲜艳,味道也很甜。
杨初玲的床和我头抵头,紧挨着。他喜欢打牌,痴迷于拖拉机、桥牌。我们宿舍还玩大富翁游戏,隔壁宿舍的同学都挤进来,一屋子人吵吵嚷嚷的,场面有点热火朝天,他也是大富翁游戏的主力。拖拉机(双升),一般用两副牌打,四个人上,有时大家都想玩,就八个人一起上阵,用四副牌,那真是全民狂欢的时光。诸般娱乐活动,都少不了他。
玩多了扑克牌,也会腻,或者因为有人考试没过关,就把扑克牌扔到了进门的水泥暗楼上,那里是存放大家行李箱的地方,积着厚厚的一层灰。不过,往往是没隔多久,大家心痒了,又想打牌,杨初玲个儿高,总是他拿了晒衣的竹竿,搭了凳子,在暗楼上翻找。
有段时间,大家喜欢上看电影,学校附近玄武礼堂,晚上的电影一般连放两部,票价只有一部的价格,相当于看一部送一部。有时,我们整个宿舍会相约一起去看电影。八个人走在寂静的街上,说说笑笑,非常热闹。那时候,南京的晚上,八点钟以后,几乎所有店铺都会关门歇业,街上行人很少,除了新街口一带,整个南京,几乎没有夜生活。
那个年代,也没什么课余娱乐,我们俩都喜欢看电影,一般大家周末才看一次电影。我和杨初玲瘾大,有时一周看要两到三次,《简爱》、《蝴蝶梦》、《出水芙蓉》等等,我们前前后后看过五次,也不厌烦。
我和杨初玲都不是爱学习的那种人,上大学后几乎放了鸭子,散漫自由,晚上经常不去教室上自习,作业就糊弄下,能交差就行。他学习很厉害,高中是学霸,考大学的分数,离清华大学都不远。就这样玩玩打打,大学四年,杨初玲也从没补考过,不得不让人佩服。
毕业后,我们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2010年,大学毕业快20年了,我们相聚在小汤山温泉,那一次,我们俩都特别兴奋,喝多了酒,楼上楼下闹。大学毕业后,杨初玲分到嘉兴一家外资企业上班,那次聚会,他带了嘉兴的特产“粽子”送给同学们,我那时还在北京独自漂泊,也不爱糯食,就没拿。
第二次,是2015年到曹敬育的老家阳澄湖吃大闸蟹,同宿舍的八个人,到了六个。我们先在无锡碰面,第二天才一起开车去阳澄湖。
在无锡的一家酒店,我们四个人喝了点酒,回忆着上次醉酒的往事,他递给我的香烟,是我们武汉产的软包装的黄鹤楼,当时一盒卖60元,我不抽烟,他说平时也抽的不多,场面上应付下,烟是别人送的。
那时,他已经辞职,在常州一家大型轮胎企业做总工程师,负责企业开办采购的相关事宜,我还开玩笑,能不能照顾我下,分给我一点生意,他一脸认真地说:“我们现在主要是基建和购买设备。”我笑了笑,除了出书卖书,我好像也不会做其他的了,大学学的专业知识,几十年前就已经还给了老师。
时光飞逝,一晃大学毕业都三十年了,同学们没再闹着聚会,因为疫情,也因为岁数的原因吧,毕竟,虽然交通发达,大家都分居在全国各地,距离遥远。
时间就像一把温柔的刀,慢慢地雕刻着我们的记忆和面容,很多往事都慢慢褪色,我翻开相册,那些消逝的岁月若隐若现,我拉不动它,自己也进不去了。
脑海里,还是杨初玲从前的模样,头发有点长,很黑,遮住了眼睛,戴着一副深色的眼镜,笑容恬静而温和,目光纯净如水,就如那个简单生活里没有张开翅膀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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