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知疲倦的铁人——–记我的母亲

母亲名叫董玉梅，1932年11月16日生于天镇县马家皂村，现年92岁。母亲从小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乐于助人、坚忍不拔，她既有爱憎分明的性格又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她的腰杆总是挺得笔直笔直，好像是永远都不知疲倦的铁人。

母亲20岁时留影

1、幼年帮母亲 家里小大人

母亲出生的1932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二是蒋介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三是蒋介石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这就意味着年代动荡、国家飘摇，劳苦大众正处在一个无所适从的艰难环境。

姥姥生育母亲之后，接连又生育了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孩子们之间仅差两到三岁，母亲懂事的记忆几乎与哄孩子的记忆是完全等同的，她一个一个地哄着弟妹，充当起了小母亲的角色。期间，由于姥爷参加革命武装，家门常遭兵匪袭扰，并亲眼目睹姥姥被刺刀架脖，姥爷被追东躲西藏，这一切，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创伤。

这里讲一个关于母亲当大人的故事：1947年农历腊月，传染性极强的伤寒病席卷了姥姥全家。先是姥姥的子女们相继得病，最后传到了姥姥（11岁大儿子因在奶奶家躲过了病魔）。一条大炕上躺满了病人，无人照顾，姥姥本应让姥爷回家，但考虑到姥爷在外干的是大事情（参与策划解放天镇），为了不拉姥爷后腿，一家老小硬扛着。后来，姥姥病情发展的最为严重，高烧、昏迷说胡话，几天不省人事，眼看着就要死了，本家族人忙着准备后事，在院中打造棺材，当棺材做好以后，奇迹出现了，姥姥竟然清醒了，她问家人做棺材干什么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姥姥从病危中逐渐康复了。在姥姥病重期间，15岁的母亲承担起了家中的一切事务，除了推碾子、井里打水、火镰打火（没有火柴，打火极其困难）、抱柴做饭等，还要照顾病睡炕上的五个妹妹和病危的母亲，尤其照顾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妹妹（姥姥六女儿），由于母亲生病不能哺乳，她急中生智，将谷糠（没有去皮的谷子）糊糊与土豆嚼烂嘴对嘴喂于小妹妹。等姥姥完全清醒后，问孩子（六女儿）在不在了？令姥姥没有想到是孩子竟然还活着。姥姥抱住母亲，亲了又亲，说“是你当了妈妈救了咱们全家”，娘两相拥而泣，哭了很久很久。

母亲从记忆起就是带弟妹、哄孩子，帮着大人操持家务，一直担当着小母亲的角色。尤其1947年到1952年的五年间（母亲出嫁的前五年），先是1947年，姥爷在大同卧虎湾天主堂被国军密探发现并告密，在来不及躲藏的情况下被傅作义部队逮捕，受尽了磨难，虽然得保脱身，但东躲西藏不能回家；后在1948年姥爷参加并策划了解放天镇县，他夜以继日地书写各种方案和数不清的文件，更是顾不得回家；天镇解放后，姥爷婉拒了县政府的官职并解甲归田，回村后，他一边担任村干部一边料理教会（马家皂天主堂）工作，仍然没有时间顾及家中事情。于是，五年间，一大家人（当时7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全都压在了姥姥身上，姥姥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谁能帮帮姥姥？只有她的大女儿（15-20岁）—我的母亲。除了看管弟妹，洗衣做饭、推碾子拉磨、下地耕种，母亲样样竭尽全力，为整个大家庭顶起了半边天。

马家皂教堂，母亲出生地标志性建筑

2、少年成劳力 拉犁当大人

母亲从记事起，就一直跟随姥姥下地干活。1948年以前（土地改革前），大共家，姥爷在外做大事（跟随共产党），家里的土地完全由姥姥和二姥爷（姥爷弟弟）来耕种，由于当时家里没有牲畜，只能是二姥爷扶犁，姥姥、母亲和姨姨们像牛马一样拉犁耕田。土改后，在加入农村合作社以前（1956年成立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姥姥家分得的土地完全由自家人耕种，耕种时间长达八年。那段时间，姥爷仍忙公干（村公所和教堂），姥姥领着女儿们春播秋收。拉犁、拉耧时，姥姥在中间、两边是母亲与姨姨们，她们像牛马一样每人套着一根绳子吃力地拉着，有时虽然费尽了全力，但犁头仍然丝毫不动。到后来，姥爷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便四处借钱买了一头耕牛，耕种暂时得到缓解。但好景不长，由于所借钱款很快就到期了，再加上二姥爷嫌饲养耕牛费心费力，无奈，为了还债不得不将耕牛卖掉。耕牛卖掉后，姥姥、母亲、姨姨们又重新用那瘦弱的肩背拉起了铁犁、木耙和摇耧。时至今日，姥姥与女儿们奋力前行的那一幕，还是让人落泪揪心。

想想看，对于十五、六岁女孩，本是花朵初放、养闺待嫁，像其他人家闺女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尽享父母宠爱，但因姥爷公干、弟妹较多不得不帮着姥姥挑起家庭重担，吃大苦、出大力。当时，虽然母亲还是个小姑娘，但很快学会了割庄稼、种地、锄地、翻地、平地等庄稼人的技术活，并与成年男劳力不差毫分。

3、 参加工作队 遗憾未跟随

母亲大约在14、15岁时，村里来了工作队。工作队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讲新知识、新女性，号召年轻女孩们解放思想走出家门，做军鞋、学文化、参与社会活动。村里很快办起了识字班，母亲与年龄相仿的四姑（姥爷四妹妹）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由于母亲和四姑是董家（村里公认的有修养家庭）之女，于是格外受到工作队关注，她们心灵手巧、好学上进，不久便在村里脱颖而出。工作队撤离马家皂时，执意要带走母亲和四姑，但母亲的奶奶怕姑娘们在外受苦，坚决不同意跟随工作队。于是，将母亲她们藏到了地窖里，工作队上门没有找到，无果离去。这可能是母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4、 择偶不挑富 一心寻好人

母亲当婚年龄，媒人不断脚踪。母亲受家庭影响，不嫌贫爱富，不攀高门权贵，一心只寻诚实可靠之人。当年，我的大姑（父亲妹妹）已经嫁到了马家皂村，她对姥姥家非常仰慕，常听村里流传的一句话：“谁娶到董家女谁就有福气”，因为董家的闺女们是出了名的有教养、能吃苦、贤惠善良、知书达理，人们都以娶到董家女为荣。于是，经大姑多次登门提亲，母亲认识了龙池堡村（距马家皂15里）的父亲，最后以三担米作为聘礼成了亲（事实是将三担米折成钱，再买布，然后给家里的孩子们做了点衣服）。当时，父亲家是龙池堡村有名的正气人家，家庭和睦、家教严格、乐善好施、为人正派。父亲生于1922年10月22日，由于祖父非常注重子女教育，于是在那个年代，父亲竟然读到了高小毕业。父亲高高的个头，浓眉大眼，体格健壮，当时是十足的帅气小伙。

关于母亲出嫁一事，当时在马家皂村引起了不小轰动。这主要源于姥姥的一个创举，1952年，姥姥打破常规，不受世俗约束，竟然将大女儿、二女儿于同日同时出嫁，在马家皂村的历史上可谓独无仅有。

5、随夫到口上 白手建家庭

为了谋生，父亲早在16岁时就上了张家口。在口上，先是到处打零工挣钱，用微弱的收入支撑着祖母一家老小的花销。解放后，1952年6月父亲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也就是说正式参加了工作（1964后在市工人疗养院、市总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作，直到1981年退休）。婚后一年，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为了照顾父亲，母亲从龙池堡的婆家搬到了张家口。没几年，父母又将祖母、祖父、叔叔、姑姑们陆续接到了张家口。这一大家子，父亲主外，将挣的几十块钱全部交于祖母管理（母亲见不到一分钱）；母亲主内，除了打理一家人的生活，她靠勤劳的双手，缝制皮件、皮帽来补贴家用。

刚解放时的张家口大境门

常忆起：一盏煤油灯，和在油灯下勾着背缝制皮件的母亲。那时，每到夜晚，母亲准时点燃煤油灯，火苗泛着微光，我们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依偎母亲身旁，看着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着针线活，除了自家的衣裳，就是帽厂的帽子、皮厂的皮衣。油灯下，她不时地用针尖挑着灯芯，每挑一次，火焰就往上跳一次，一闪一闪，不一会儿，灯又暗下来了，母亲继续挑灯芯。慢慢地我们都入睡了，一觉醒来，依然看到母亲还在油灯下。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背着比母亲大几倍的包袱去交货。母亲的针线活非常了得，交的货从没有返过工。母亲那时非常有经济头脑，帽子的里衬必须用砂轮片擦干净，于是，在母亲忙不过来时就给孩子们分配任务，擦10个奖励2分钱，我们都抢着干，所得奖励能买好吃的呦，呵呵！母亲每天起早贪黑，接活、缝制、交货、不厌其烦地穿梭在漆黑的街道上。一次交货路上，夜已黑，伸手不见五指，走着走着，发现不远处有两个绿色的灯泡一闪一闪，母亲感觉不妙，仔细看是一只狼（当时，张家口周边山上有许多野狼，常常到城市里找吃的，街道的墙上会划一个一个的大白圆圈，据说是套狼圈），母亲急中生智急忙躲到一户院落的大门口，屏住呼吸，万幸这只野狼没有发现母亲。

我们家有大姐、大哥、二姐、我、四妹五个孩子，可想而知，哺育五个孩子，对母亲来说是何等的艰难。母亲既要抚养儿辈，又要做手工补贴家用，全家上下七、八口人衣着饮食全靠母亲一人操持，然我辈个个光鲜亮丽，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母亲37岁时留影

6、帮妹脱苦海 口上嫁郎君

那时母亲和二姨都已出嫁，家里的活全部落在姥姥和小姨们的身上。母亲回家探亲，看到三姨为家里的付出不亚于当年的自己，很是心疼，于是，返回张家口时顺便带了三姨，意思是到口上歇几天散散心。到了张家口，邻居们对三姨赞不绝口，认为三姨非常漂亮，尤其两条又粗有黑又长的大辫子更为显眼。于是邻居们纷纷来家说媒，三姨与三姨夫（在张家口工作，祖籍阳原县）就这样认识了。姥爷注重的是人品，于是三姨与三姨夫很快就结婚了，最终三姨脱离了农村走进了城市。那个年代家里都很穷，姥爷一分钱彩礼都没要，只希望三姨早点脱离苦海。

渐渐地，邻居们知道母亲妹妹多，她们都希望成人之美。当了解到五姨正当婚龄，又是念过书的文化人，且高挑身材能说会道。邻居便将一位英俊的小伙子介绍过来，不多久，姥爷亲自带着五姨来到了口上，双方见面后都很满意，很快五姨与五姨夫（在张家口工作，籍贯阳原县）就成婚了。

7、 省吃又俭用 接济老娘亲

母亲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从不浪费一分钱，将全家上下七八口人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母亲有着一手漂亮的针线活，每逢过春节，全家老小都会有新衣服穿。父母特别惦记老家亲人，知道亲人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于是想方设法去接济。我记得，父母每年都要给外祖母邮寄一些包裹，包括白面、大米、日用品等。其实，小小包裹根本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包裹虽小情谊深长，小小包裹不仅带去了我们的心意，而且也给亲人们带去了一丝温暖。
有一次，母亲背着白面和挂面，领着4岁的哥哥和6岁的大姐从口上坐汽车到阳原县，阳原住了一夜，第二天大早空着肚子步走回马家皂。阳原到马家皂20里路程，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背着个大包，穿过一个个村庄，走过一条条小路，步履瞒珊地向前挪动，没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哥哥实在走不动了，问母亲啥时候到，母亲就一次次地说快啦快啦，马上就到了。母子三人又累、又渴、又饿，突然眼前出现了大沙沟村，虽然大沙沟离马家皂还有2里路，但终究看到了希望。那天，五姨正在大沙沟的地理干农活，老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行走，但她不知是大姐，望着娘仨慢慢地消失在田野里，自己却没有去迎接，这让五姨后悔了好长时间。终于到家了，姥姥看见她们又惊又喜，这么远，孩子们是怎么走回来的？姥姥心疼地抱着两个孩子大哭了一场。

母亲接济姥姥一是托人捎带，二是靠邮政局邮寄。一次，母亲托人给姥姥捎了20块钱，但到姥姥手里只有18块，母亲顾及脸面、从不声张。因此，母亲最相信的还是邮政局，每寄包裹，母亲总是带着二姐（二姐填写寄货单）。经常在邮寄白面、挂面和桃酥时，等邮局人员检查完包裹后，母亲趁人家不注意把在家里煮的半生不熟猪肉（用油布包住）和一些钱偷偷塞进包裹里。那时，在外地的姨姨们也都给姥姥寄些包裹，姥姥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到邮局取包裹，邮局的人还打趣地说“邮局快是给你家开的了”。

8、替叔还欠债 冤屈得鼓症

在那个困难时期，母亲省吃俭用攒下200元钱，给父亲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母亲不会骑车，但天天看着父亲骑着上下班，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她总是把车子抹洗的瓦光锃亮。突然一天，看着父亲步行下班回家，母亲问车子哪去了？父亲答“卖了，替二兄弟还债了”。二叔是父亲带到口上的，并被安排在工人疗养院与父一起工作，因犯了经济问题（欠了公家钱），父亲将自行车变卖帮二叔还上了钱。父亲原以为还了钱事情就可结束，谁知道，父亲却落下个私通的罪名。父亲有口说不清，那真是叫地地不灵，喊冤没人听，工作组隔三差五地找父亲、母亲问话。那时，大姐、哥哥都很小，母亲每次都拖着疲惫沉重的脚步回来，只能对着年幼的孩子述说冤屈。不久，母亲连惊带吓得了一场大病，后被诊断为大肚鼓病（腹中长了大瘤子）。听母亲讲，因家里没钱看病，肚子一天一天地长大，最后到了站着低头看不到脚尖。在病痛的折磨下，母亲只能昼夜坐着无法躺下，彻夜难眠、疼痛难忍。母亲已经熬不下去了，与祖母说想到医院看看，祖母不同意怕去了医院就回不来了，母亲说我宁愿死在医院也不能在家等死。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去了医院，结果手术很成功，花了150元手术费（在那个年代已是不小的数字了），切除了满满一脸盆的瘤子，真是死里逃生呀。医生告诫母亲吃猪肉会犯病的，从此母亲戒了整整20年猪肉。

张家口大通桥原貌

9、父亲遭迫害 母亲救父命

文革时期，因父亲蒙冤遭迫害，我们全家度过了最艰难、最痛苦、最黑暗、最无助的十年。事情的起因：日本投降后，1946年3月，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要求扩充部队，并为11月份的战略转移做准备（部队要暂时离开张家口）。在张家口，父亲应征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并参加了4个月的集训，学到了许多军事知识，父亲非常高兴。正准备随部队南下时，祖父母找到了父亲，也找到了部队，说：一大家子十来口人一直靠父亲（父亲排行老大）一人支撑和养活，如果父亲随部队南下，家里的一切难以为继。部队首长知道父亲家的特殊情况后，经过审查，决定让父亲留下来，并安慰说“以后还会有机会参军的”。就这样，父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真是“忠效不能两全”。父亲虽然没有参军报国，但他忠诚厚道、努力工作、为人正派、热情待人，父亲是市工会系统少有的8级技工（相当于现在的首席高级技师），深受市工会领导的尊重和重视，曾多年被评为张家口市工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几乎每年都能得到奖励和奖状。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羡慕嫉妒恨。文革时期，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父亲曾经离开部队的真相，篡改父亲档案，错误地给父亲扣上“叛徒”的帽子，用以陷害父亲的政治生命，让父亲整整蒙受十年的冤屈。

自从父亲被戴上“叛徒”罪名后，痛苦至极，生不如死。父亲经常遭到造反派的凌辱，一次次地被批斗，拷打、挂牌、弯腰（弓身90°）、低头、辱骂成了不变的流程，更让父亲难以忍受的是一遍遍地写交代材料。1967年的一天，父亲被造反派打的遍体鳞伤、体力不支，考虑到全家大小人跟着受牵连，父亲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想一走了之。于是，父亲在身上装了个纸条，纸条上写了“西湾子”（我家原址）三个字，并手持一条绳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门。他反反复复地进出院门，并对着家里的窗户望了又望。这些反常的动作被细心的母亲发现了，母亲感觉不好并立即跑出院门追上了父亲。发现了绳子和纸条，母亲明白了。两人在街上抱头痛哭，母亲一边开导父亲，一边用手掌捶打着父亲脸和胸，让他快快醒悟。如果没有细心的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的开导，恐怕父亲的生命就此定格。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12月中央又下发了《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一系列相关文件，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母亲与姥姥、舅舅姨姨合影，前排右二

10、老年陪病夫 替子尽孝心

父亲平反后，更加勤奋工作。他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努力工作，最终积劳成疾，得了肺心病和冠心病，尤其在天冷的冬季，父亲咳嗽不止、常常喘的出不上气来。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父亲一直与病魔做着斗争。在这20年里，本应是我们晚辈尽孝的时候，但母亲考虑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小家庭，她老人家义无反顾地替我们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20年如一日。母亲对父亲关怀备至、痛爱有加，不嫌脏、不怕累，做到了24小时的贴身监护。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几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但父亲从来没有生过褥疮，身上总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异味。2005年7月3日，父亲突发冠心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4岁。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这才突然醒悟，父亲再不会给我们任何孝敬的机会了。

母亲85岁留影

11、晚年不拖累 生活自料理

慈祥的母亲，经历了风风雨雨，世间沧桑，她仍是那么淡然、那么坚毅。母亲已经九十二岁了，身体大不如以前，高血压、咳喘、心脏毛病都已袭来，而且睡眠也不太好。俗话说：人老先老腿，母亲也不例外，她的腿脚越来越沉重了，母亲真的老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住在小平房，每天做饭还的挖煤掏灰，哥哥、姐姐、妹妹们都想接她一起住，可母亲怕拖累孩子们，影响了孩子们的生活，说一个人在家自在。母亲常说：“你姥姥经常告诉子女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守住自己的家，家是最好的避风港湾”。如今我们早已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母亲这么大年纪，苦了一辈子也该享享清福了，大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在大姐夫的提议与主持下，大姐、大姐夫出资为母亲买了一套新楼房，为了母亲出入方便，选择了一楼，我们都会按时回家陪伴老人家。每逢一家人围坐吃饭，母亲的脸上就会流露出满足而幸福的笑容。

2023年春节全家福

今年元旦前后，疫情防控放开，突如其来的病毒像决堤的洪水席卷全国，母亲所在的张家口市尤为严重，120救护车日夜不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有基础病的老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了人世。我们非常担心母亲，深怕她染了新冠，于是约定今年春节不团聚了，但母亲说：“我不怕，主要考虑你们，你们阳过了有了抗体，还是来家团聚吧！”，母亲又一次像往常一样为我们准备了饭菜。回想过往，母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率先垂范给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母亲那坚贞不屈、百折不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爱憎分明、燃己照人的形象像“铁人”一样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张春英写于2023年2月2日，张志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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