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生活英语作文100字左右，校园生活英语作文100字左右带翻译

原题

1977-1978高考：

失之中专，得之本科

作者：王秀华

我的高考故事虽然说不上传奇，却也颇具辩证色彩。在1977年度高考中，我报考了中专，成绩上了线，却因政审过不了关而“告吹”；1978年高考我再次上阵，终于如愿以偿，成了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的本科生。一“失”一“得”，正应了老子的那句哲学名言：“祸兮福所倚”。

一. 留城“临时工”

追根溯源，我的高考故事要从1975年说起。那一年夏天，在读了五年半小学（其中一年停课闹革命）、四年半中学（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半）之后，我从泉州七中高中毕业了。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依然“方兴未艾”，因此，高中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高中毕业（1975年）

对去农村插队，我原本还是比较向往的。一来自己出身工人家庭，算是“根正苗红”，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自然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二来我的哥哥、姐姐前些年都已上山下乡，农村生活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艰苦”；三来高中毕业前，我曾作为中学生代表，参加了泉州市的春节慰问团，到农村去慰问下乡知青，他们的“火热”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感染了我。

可是，没想到，我的“知青梦”却没有做成。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而不必去“上山下乡”。我们一家兄妹三人，哥哥、姐姐都去农村插队了，我这“老幺”自然成了“留城照顾对象”。

因此，尽管当时我很想去农村插队（才有可能被招工或推荐上大学），甚至连“上山下乡报名表”都填好了，但终究没有“走”成。看着班上的同学们和熟悉的朋友们一个个奔赴农村，忙着参加“双抢”、参加秋收、参加冬季农田水利建设，我却在城里“无事可干”，闲得发慌，心里真不是滋味。

古代女子有“待字闺中”一说，而我这十八的姑娘却“待业家中”。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为数不多的招工指标大多面向下乡知青，很少轮得到像我这样的“留城对象”。在家没事干，又不好“白吃”家里的，于是我便到泉州综合食品厂去，给在厂里做临时工的母亲帮忙（因为临时工干的活是计件的，必须达到一定工作量才有基本工资），这样多少帮母亲解了点“燃眉之急”；有时也和高中一位女同学（也是留城对象）一起到市图书馆去做“义务管理员”，没有任何报酬地干了将近一年。

待业期间，我还义务参加了街道（社区）的宣传工作。当时街道工作人员多数文化水平较低，高中毕业的我就算是有文化的，街道宣传工作中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我就尽量承担了下来。尽管没有报酬，我仍然干得很“欢”。街道领导看我这“志愿者”表现不错，便把手上掌握的一个国营罐头厂的临时工名额给了我，作为对我工作的肯定和回报。

于是，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1976年7月，我便进入泉州罐头厂当了一名季节性临时工，分配在实罐车间上班。每天的具体工作就是按要求对要制成罐头的时令水果进行分捡，再由其他工序进行切片和灌装。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只是季节性临时工，但我仍然十分珍惜，并努力做好它。因为这份工作，我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劳动收入，并因此认识了对我后来参加高考有重要影响的工友。

也许是因为我工作比较踏实、肯干，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此在罐头厂工作了大约半年左右，厂里便把我从实罐车间调去灌装车间，负责为水果罐头配糖水，即根据质量要求给水果按比例配糖水。这个工作相对比较轻松，工作之余我常写一些小文章或者打油诗，给厂里的广播站供稿，为厂里的生产旺季做一些鼓动性宣传。

工厂广播站连续采用了我写的几篇广播稿后，大家似乎都觉得我的文笔还不错，在厂里尤其是临时工中竟有了一点“小名气”。恰巧当时罐头厂从1974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招收了一批正式工，他们和我的年龄、文化程度相近，因此大家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其中多位成为我的好朋友。

二. 两次高考

1976年金秋，“四人帮”被打倒了，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期盼着冰河的解冻、春天的来临。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应届高中生中选拔大学生。我虽然是临时工，但又是“留城对象”，根据国家政策，同样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为了“保险”起见，我选择报考了中专学校。一来是因为原来的底子薄，虽然中学读了四年半，但除了初中实实在在读了两年书，高中两年半基本上没读什么书，学校里上课也不太正常，因此同学们没学到多少东西，基础知识很不扎实；二来是当时中专学校毕业生参加工作就是国家干部，待遇并不比大学毕业生差多少；三来是中专学校考试的难度相对较低，录取的可能性相对也较大。当时自己连份正式的工作都没有，觉得能考上中专、成为国家干部就“心满意足”了。

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泉州师范学校和泉州卫生学校。由于采取先报志愿、后考试的方式，而且本科、大专、中专考试用的是同一张卷子，只是录取的分数线不同而已。结果我的高考成绩上了中专录取线，不仅参加了体检，而且参加了一所幼师学校的招生面试。尽管我并没有填报幼师的志愿，但幼师还是正儿八经把我找去进行了一番“面试”，面试地点就在泉州师范学校的一间教室，面试内容则是朗读一篇歌颂周总理的短文和唱一首歌。当然，由于我的普通话“地瓜腔”很重，唱歌更是五音不全，因此被幼师录取的可能性并不大。没想到，泉州师范学校和卫生学校最后也都没有录取我。

事后通过熟人了解才知道，没有录取我的真正原因，是我的政审没过关。尽管我的家庭“根正苗红”，但却有一位叔叔在“文革”中卷入了“派性斗争”，成了“运动”对象。而当时高考刚刚恢复，政审仍然十分严格，叔叔是自己重要的社会关系人。因此，我便被血统关系所“牵连”，从而在1977年的首次高考中“名落孙山”了。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首次参加考试的“折戟沉沙”，使自己“灰心丧气”，准备从此放弃高考。回到罐头厂后，我一边继续上班，干着“季节性临时工”的活；一边等待着“留城对象”的招工机会。

罐头厂的工友看我又回来上班，都关心地询问起我的考试情况。我如实地把自己的考试情况、未被录取的原因和今后的想法，告诉这些关心我的工友。得知我要放弃高考，她们纷纷劝我不要放弃，认为这样太可惜了，鼓励我振作起来，重整旗鼓，再上考场。

一位工友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对你再好，你也是临时工，还是要去参加考试，才是根本出路。”由于缺乏自信，我便回答说：“数理化是我的弱项，恐怕很难考上。”这时一位工友便鼓励我说：“你的文科不是挺好的，我们经常都能听到你的广播稿，你可以改考文科嘛！”真没想到，自己工余为广播站写稿件的区区小事她们却还记得。

“人生能有几回博”？工友们的肺腑之言，让我沉思良久，并再次鼓起了我参加高考的勇气。和1977年由各省组织高考不同，1978年是首次全国统一高考，难度自然也更大。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备考，我特地向罐头厂请了假，在家专心复习备考。尽管因此没了“工资”，我仍决定为此“一搏”。

由于我是往届生，无法像应届生那样在学校里上课、听老师辅导。因此我便买了一套福建省编写的高考（文科）复习材料，在家认真复习，并把复习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早晨五点半起床，看书两个小时再吃早餐，吃完早餐后继续看书；午餐后午休一个小时，下午再看书两个小时，然后帮忙做点家务（如洗衣、洗地板之类）；晚饭后继续看书，晚10点左右上床休息。这样的时间安排不仅较有规律，而且较为合理，使自己尽可能做到了劳逸结合。

经过几个月的备战，1978年7月我们正式迎来了高考。记得考试地点就设在泉州三中，考最后一门（英语）时，人已经非常疲惫，我不知不觉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监考老师担心我不知是否中暑了，便走过来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这才清醒过来，并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可能是连续几天考试太累了。”监考老师的关心让我十分感动，如今四十多年过去，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惜我不知道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也未能当面向他道谢，说来真有些惭愧！

当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整个社会对考生都非常重视和关心，很多工作都以服务考生为重，就连考试成绩也是招生办的工作人员送到家里的。

有道是“天道酬勤”，由于自己的勤学苦读，也由于工友们的鼓励和指点，我取长补短、改考文科，因此在高考中得了较好的成绩，并有幸被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成为一名本科学生。

回想1977年高考，自己由于被政审关“卡”住，欲上中专而不得；而1978年高考，由于政治的清明，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当自己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心里不禁感慨万千。是党的好政策，使自己从一个季节性临时工变成了大学本科生，我的人生之路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 长安山下

1978年秋天，当我迈入福建师范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时，我看到的是生机勃勃的大学校园和充满朝气的大学生。包括76级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恢复高考后招收的77级、78级大学生。那一年我们政教系78级三个班共录取132人，其中女生14人；老三届同学和应届毕业生各占约25%，其他往届生约占50%。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的，最小的是1963年出生，年龄相差17岁的老少同学成了一起读书的同窗。

我的大学

记得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议，我看到走进来的老三届同学，还以为是老师，便点头问老师好，结果闹了个大笑话。老三届同学中，大多是有孩子的爹，原本已没有机会上大学了，突然间“天降良机”，使他们得以跨入大学的校门，因此他们特别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因此，在我们这个由“老中青”组成的特殊的大学生群体中，学习风气非常好，大家都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

我和大家一样，同样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生活。每天早晨都会去清华楼边上的长安山晨读；白天上课，从上午到下午，各门课几乎都排得满满的；晚上一吃完饭，就到教室或图书馆自习。除了偶尔上上街、看看电影外，几乎每天都是如此，连周末、节假日也不例外。

我的寝室

尽管由于十年动乱，高校成为“重灾区”，许多大学校园都处于半荒废或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国家经费紧张，大学校园的建设远远跟不上教育发展的需要。福师大也不例外，不仅教室少，而且条件差。整个政教系只有一栋被称为“清华楼”的二层小楼，一层是办公室、资料室等公共空间；二层有三间教室，主要供77级、78级学生上课用。其中两间教室是由一间大教室分隔成的，由于从中间砌了一堵东西走向的墙，南北不通风，夏天非常闷热。即使这样，大家也丝毫没有退缩，一到晚上还要提前占座位自习。

当时学校图书馆的条件也比较差，不仅阅览室的空间小，座位也十分有限。因此许多学生都会在图书馆开门之前，提前赶到门口排队等待。图书管理员一开门，学生们就“哗”地冲了进去抢占座位，手脚慢的同学只好“望座兴叹”，不得不另找地方自习了。那时，在福师大校园里，不管是教室、图书馆，还是教学楼的台阶，亦或是草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专心致志、捧着书看的同学们，有的还口中“念念有词”，想来是在背单词或读“美文”。

尽管校园里的教学、生活条件较差，但同学们的思想却十分活跃。学校也经常请一些外校的专家、学者前来开讲座或作学术报告，以活跃大家的思维，扩大同学们的视野。记得1979年1月初，我们刚入学几个月，我和同学们就听了外校专家所做的一个“关于研究外国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学术报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报告主要通过介绍美国、加拿大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以前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日益贫困，而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得‘很好’，不想革命了！”这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去研究这一新情况。

在和其他高校文科同学的通信中，我和他们进行了交流。大家都觉得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面对实际，既要客观地看待资本主义，也要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善于吸取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的长处，加快发展自己的经济，使老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

78级大学生入学之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包括文化娱乐都比较单调，与现在大学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当时学校每两周会放映一场露天电影，通常是在周六晚上，地点就在学校的操场。由于是露天电影，自然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有时好不容易盼来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结果一场雨下来就泡汤了。

记得有一次放映老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可刚放映一会儿，突然风雨交加，正看得入神的同学们急忙拿起凳子，撒腿就跑，一周的期待、欢喜自然也就泡汤了。当时政教系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屏幕也不是很大，但一到周末就会移到室外让同学们观看。虽然大几十号人围着这台电视机，看中央台播送的精彩电视节目，可能许多节目也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大家却仍然“乐在其中”。除了电影、电视节目，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最难忘的，就是班级组织的各种春游、秋游活动或团日活动，每一次活动都让我们的大学生活增添了一些丰富的色彩，留下了一份难忘的记忆。

当时校园里还有一道特殊的景观，即学校操场跑道上晨起跑步的学生所形成的一个流动的圆圈。记得每天早晨五点半，学校的起床钟就会准时地响起，同学们听到起床钟声后便纷纷翻身下床，迅步跑向操场，迎着晨光开始一天崭新的生活。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从福州跑到北京”，即一天跑若干公里，长期累积达到这一目标。我也加入到校园的晨跑中，这一跑就是四年。每天早晨我都会跑3公里，遇到下雨天不能到户外跑，我就在宿舍的楼梯跑上跑下。星期天虽然没有起床钟声，我也照样起来晨跑。

有一次恰逢周日，我和同宿舍的一位同学起来晨跑，到了操场上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等跑完回到宿舍，看了一下手表才知道是半夜三点多钟。我们两个人不禁都笑了起来，原来不是晨跑而是夜跑啊！

长期坚持晨跑使我的体力尤其是耐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年学校举行的校运会我都会参加5000米长跑；学校每年一次的5000米夏季越野跑我也从不缺席，而且在这两项长跑项目中，也都能够拿到名次。记得在政教系77级学生临毕业之前，系里组织了一次全系运动会，我报名参加了女子400米、800米和1500米三个项目。结果出人意料，在男女同学们的加油声中，我破天荒地拿到了这三个项目的冠军。它不仅让平日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大吃一惊”，而且成为我大学生活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毕业前夕（作者右一）

从1978到1982 ，四年大学生活，我可以说过得十分充实，也十分快乐。在学业上，四年中我除了第一学期有一门课程的成绩是“良好”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是“优秀”，可以说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同时它也让我真实地感受和理解了“勤能补拙”这一古朴的治学之道。

2022年是78级大学生毕业四十周年。想当年上大学时姐妹们正值花季之年，一转眼大多数同学都已过了花甲之年。大学毕业这四十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从入职工作、成家立业到事业发展，同学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为社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我庆幸自己这一生读了师范，并和教师这个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学高年级起我就担任低年级学生的“小辅导员”，中学阶段又到小学当过“校外辅导员”；后来到福建师范大学读了政教专业，毕业后当了近四十年教师，而自己婚后的家也是“教师之家”。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班上的同学如今已全部退休，开始了人生另一阶段的美好生活。我衷心祝愿同学们，祝愿当年的“天之骄子”们，祝愿所有的77、78级同学，不忘初心，珍惜未来，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作者近照（2020年）

作者：王秀华，福建泉州人，1958年出生。1975年高中毕业后留城，先后参加1977年、1978年高考。1982年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在泉州师范学院任教，曾任人文学院副院长、陈守仁工商信息学院副院长、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等职，教授。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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