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手边贴着的研究思路图上,一条一条被打满了红色的×。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心肌炎症微环境导致干细胞心肌修复效果的研究,实验结果一次又一次不符合预期,而我一遍一遍地翻看近半年的实验记录,写上各种经验总结,再进行新的假设,准备好成功前的下一次失败——这就是科研的常态。
每当这时,我总是以袁隆平院士的故事勉励自己。袁隆平院士做杂交水稻,用人工方式从14万株水稻中才找到3株雄性不育株,为杂交水稻找到了种子,何等艰辛!只要想到这点,我就会觉得实验中的挫折根本算不上什么,突破这种状态才是科学研究真正的乐趣所在。
记得大学上生理学课的时候,高峰教授说:“科学研究是医学进步的源泉”,他鼓励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课外科研。于是,自2008年大学三年级时,我就提前进入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点燃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仿佛找到了某种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
大学期间,每天课程都是满满的,我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跑到实验室,养细胞、做动物模型、跑分子生物学实验。尽管实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细胞经常受到污染、时常被动物咬手、WB条带时有时无……可我热情依然不减,反而越来越乐在其中。
从本科到研究生,从博士后到临床医生,无论经历多少次失败,我对研究的热情始终没有减少。光虽熹微,却透着希望。14年后,在心肌代谢微环境、心肌炎症微环境影响缺血性心脏病心肌损伤与修复的作用和机制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在Circulation、Circulation ReSearch、Cardiovascular Research、Advanced Science等SCI杂志发表33篇研究论文。回首初心,在热爱的事业里发光,始终是我内心最坚定的追随。
高中时,班主任栗老师曾问我:“你以后的理想是什么?”“想当一名医生,为父老乡亲做点事!”我脱口而出。他说:“要做就做军医,四医大是军中名校”。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经过三年苦读,我于2005年如愿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从本科开始,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高峰教授将我领进了心血管领域,把我当作自己的研究生一样培养。高教授非常重视英文文献学习,专门安排我在组会上进行读书报告。那时我英文不好,读英文文献比较吃力,就把文献打印出来,装在书包里,课间拿出来读一读,在每一个生词的旁边加上翻译。我读的第一篇英文文献就是他发表于2002年的Circulation文章,那篇文章我整整读了2周,至少3遍,硬是“啃”了下来。日复一日坚持读文献。
硕博阶段,我如愿进入西京医院心血管内科,师从陶凌教授。“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人员,埋头认真做实验还不够,更要有广阔的知识面,能够解释每一个实验现象”,陶教授具有大胆创新的科研思维,支持我们开展许多创新性课题。她平常工作繁忙,但是对学生的课题依然十分关心,带着30多人的课题组,对每个学生的课题细节掌握得甚至比学生本人还要清楚。还经常在周末的时候,打电话询问实验进展,给予指导,让我非常感动。正是她三年的悉心培养,让我夯实了基本功,并对科学研究保持着强烈的热情。
博士毕业后,陶凌教授推荐我进入美国Thomas Jefferson大学学习,师从马新亮教授。导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有着敏锐的科研思维,在掌握领域内大方向的同时又极为细心地发掘每个课题的蛛丝马迹,引导学生取得一个又一个新发现。他对待科学研究极为严谨,对每一个新发现都要求多重验证。他对科学研究(Research)的理解是“Re-search”,即“不停地尝试”,而不是简单的“Search”,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优化实验设计并最终获得突破。或许正是他这种容错的态度,让我不骄不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严谨的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研究。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一路走来,在三位导师的悉心培养下,我受到了严格规范的科研培训,在潜心研究中慢慢成长。他们如同一湾永不枯竭的泉水,滋养着我静下心、沉下身,拼尽全力且初心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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