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党建评论汇编（21篇）

2023年党建评论汇编（21篇）
目录

1.从“真经”里学真招 3
2.“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5
3.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新通道 9
4.调查研究“十宜十忌” 15
5.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4
6.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 29
7.坚持守正不渝 促进创新不止 43
8.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推动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50
9.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读党报 54
10.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破解难题 57
11.以调查研究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62
12.以青春姿态绘就新时代美好蓝图 69
13.把开展主题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73
14.从《共产党宣言》传播经验看如何做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传播 82
15.坚持把高质量作为重要标准 86
16.学深悟透党内的“共同语言” 90
17.推进“三融合” 构建高校思政工作大格局 92
18.把职责摆进去，展现新作为 95
19.以“三项机制”推进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98
20.把工作摆进去，感悟科学理论的实践伟力 100
21.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网聚强大正能量 103

从“真经”里学真招

　　　　近日，***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深刻阐明了“以学增智”的内涵。“以学增智”根在学深，要在悟透，重在实践，必须在真学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求实效。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领导干部的所有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政治能力强则心中有魂、脑中有根，才能做到“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要进一步强化理论学习，自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作“政治指南针”，进一步提升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看待和思考问题。要注重通过政治测试、政治体检、政治讲堂等形式，给党员干部做“思想CT”，送党员干部进“精神课堂”，多维度检验并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确保政治上达标。
　　　　做善思善为的内行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么看、怎么办，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党员干部要准确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道理学理哲理，把精髓要义领会好，思想方法搞对头。要全方位、多层次锻炼思维能力，用好科学方法论这把“手术刀”看待问题、破解难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既要善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也要掌握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看待具体工作要从“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转变为“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切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要坚持辩证思维，既要看到一个问题的正面，也要看到问题的反面，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牛鼻子”，实事求是推动问题解决。
　　　　做求实践履的答题人。理论的营养来自实践，最终也要反哺实践，实践是检验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学得好不好、理解得深入不深入，最终都要反映到推动发展的实践上来。要坚持问题导向，大兴调查研究，主动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要勇于自我“找茬”，经常性地给自己找“不自在”，敢于“灵魂深处闹革命”，通过深刻的自我剖析、自我检视、自我建设，及时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强能力弱项。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入阐明“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我们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的内在融通和高度契合，始终作为思想的泉源，涌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内涵。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推进理论创新的丰厚土壤。“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从5000多年璀璨文明中承继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既葆有马克思主义之魂，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之形，彰显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萃取历史精华，推动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新通道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强调，推进科技创新，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推动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指出了科技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深化了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认识，对于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新通道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贵在创新。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兼具科技资源和市场资源双重优势，是科技创新事业的重要策源地。***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科研院所、高校占据科研创新主体地位，企业仅仅被视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局面；就是要把企业的主体地位贯穿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全过程各方面；贯穿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全链条各环节，进一步发挥好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的作用。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引导科技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从企业的规模来看，企业有大小之分；从企业的性质来看，则有国有与民营之分。但总的来说，各类科技型企业都是国家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一方面，要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科技型骨干企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是牵引带动产业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创新发展的“牛鼻子”，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责任重大、地位关键。科技型骨干企业要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加大开展原创性、自主性、引领性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引导各类专精特新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各类专精特新的中小微企业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特征，最具有科技创新的强烈愿望和显著优势，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主体。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增强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精准帮扶的力度，积极营造有利于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生态。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不是闭门造车，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只有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一体发展，其成果才能真正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才有更坚实的发展基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长期以来，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组织管理、目标定位、文化价值等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而限制了三者之间创新要素的有序流动、高效配置和深度融合。我们强调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切实发挥企业主导作用。企业活跃于经济和技术主战场，在洞悉市场机会、自发创新求变、创造社会新需求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发挥着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桥梁作用。因此，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必要强化目标导向，不断提高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强化企业主导地位，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政府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具有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市场引导等多方面优势。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支持和引导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着力破解限制产学研融合发展的体制壁垒和机制障碍，真正成为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参与者、服务者和引导者。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培育造就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向企业聚集。***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培育造就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事关企业立足之本、长远发展。要一手抓自主培育，加大对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积极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企业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共同体，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完善校企协同育人、联合培养机制，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搭建人才沟通交流平台，推动人才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一体化配置，依靠自身教育体系培养出一大批符合企业需要、对标世界一流的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坚决筑牢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根基。要一手抓引进，营造企业创新人才良好发展环境。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很大程度来源于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大力培养集聚一流科技人才，培育适宜创新的土壤，释放创新潜能和活力，推动人才优势转变为企业创新优势、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在科研一线树立人才至上、技术为王的导向。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在优秀企业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创新高地和人才中心。要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企业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人才心无旁骛搞科研、脚踏实地攻难关。

调查研究“十宜十忌”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在以大兴调查研究推动察实情、出实招、促发展之际，需要准确把握党中央提出的“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基本原则，工作中做到“十宜十忌”。
　　　　在事前准备上，宜“带着问题”，忌“说走就走”。磨刀不误砍柴工，不打无准备之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好“战前”准备再“出征”。
　　　　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调研来说，“粮草”就是调研方案。调研准备工作除了办理出差请示或报备手续外，要精心谋划调研主题、调研目的、调研范围、调研方式、预期成效等，重点围绕了解哪些情况、总结哪些经验、解决哪些问题等拟出调研提纲，并做好相关知识准备，有些还要事先设计好调查问卷或材料模板，带上纸笔或小程序再上路。
　　　　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一拍脑袋就出发。心中无数、脑袋空空，乱跑莽撞、两眼一抹黑，到了现场光发蒙，只能“临场发挥”“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最后肯定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在人员组成上，宜“轻车简从”，忌“层层陪同”。人员少而精，场面小而实。严格控制参加调研的人员规模，能少则少、能减则减、能压缩则压缩，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一律不参加，无关人员一个不要带。
　　　　宜厉行节约，低调出行。“轻轻出发”“悄悄前进”“无声无息”，前不设引路车、后不派保障车、中间不加陪同车，直奔基层、直插现场，不扰民、不扰官，不打乱群众日常生活、不干扰干部正常工作、不给基层增加负担、不给调研对象增添麻烦。
　　　　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调研人员还没出发，基层人员早已“严阵以待”“反复演练”，途中层层陪同、处处加人，现场彩旗飘飘、前呼后拥，到处是照相机、摄像机“长枪短炮”，导致“出发满满一车子、路上不断加车子、现场频频加凳子、开会整整一屋子”。
　　　　在对象选择上，宜“需去则去”，忌“畸轻畸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调研对象的选择取决于调研主题的选择，取决于带着什么问题、解决什么事项、了解什么情况。
　　　　宜“大中小”都有，“好中差”都选。既要到先进地区、优秀单位、样板工程去总结成效、提升经验、推广做法，也要到问题集中、矛盾突出、事情棘手的地方去查找原因、分析情况、研究对策。既要到对政策措施持赞成意见的地方去听取建议，也要到对政策措施持反对意见的地方去听取意见。
　　　　忌挑肥拣瘦，嫌贫爱富。既不能“一窝蜂”、一阵风，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研，又不能有“总是被遗忘的角落”，也不能有喜新厌旧型的偏好性选择、躲开绕过“矛盾窝”型的回避性选择、能增光添彩型的功利性选择，更不能以调研为名搞游山玩水、吃喝玩乐等不正之风。
　　　　在线路安排上，宜“需改则改”，忌“按剧本演”。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调查研究要做到有代表性、典型性、示范性、广泛性，不能总走经典线路、总去窗口单位、总访富裕家庭。
　　　　宜增强自主性，掌握主动权。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增加调研随机性。多加自选线路、多搞“自选动作”、多增“自由活动”，“一竿子插到底”，“需直行就直行”“需转弯就转弯”“需掉头就掉头”“需下车就下车”，让被调研对象“防不胜防”，在“出乎意料”“没有想到”中“满载而归”。
　　　　忌总是被安排，被迫当演员。被牵着鼻子走、照着剧本行、看着稿子讲的作秀式、盆景式调研，不仅看不到实情、听不到真话、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引起群众反感和抵触。
　　　　在访谈地点上，宜“田间地头”，忌“深宅大院”。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调研免不了要进行访谈，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或者多对一、多对多，都要让对方能说话、想说话、愿说话、敢说话，敞开心扉、无所顾忌，甚至“七嘴八舌”。
　　　　宜深入犄角旮旯，走到群众身边。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脱下西装革履，换上便服便装，走到田间地头、走进车间班组，和群众身挨身坐、手拉手聊，一起扯扯柴油米盐、聊聊衣食住行、谈谈生老病死，问问“家长里短事”、听听“鸡毛蒜皮言”，一些带着露水、带着热气、带着泥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急难愁盼，才能原汁原味、自然而然表达出来。
　　　　忌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不能总看高楼大厦、习惯楼堂馆所，不看背阴胡同、不愿独辟蹊径。待在车里看、隔着玻璃瞧、坐在台上听，在会议室开开会、露露脸、讲讲话、拍拍照、握握手，那是难以全面掌握第一手情况的。
　　　　在方法方式上，宜“解剖麻雀”，忌“蜻蜓点水”。涉浅滩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很多，“解剖麻雀”是其中很重要也很管用的一种。
　　　　宜俯下身子，全神贯注。“一脉不顺，周身不畅”。既要仔细观察清楚“麻雀”全貌，检查清楚“眼耳鼻口”“羽毛皮肤”，又要仔细“开膛破肚”，梳理清楚“骨骼肌肉”“血管神经”“五脏六腑”；不仅要检查有没有“肿瘤”“溃疡”“炎症”“出血点”，而且要综合分析日常“气血盈亏”“阴阳五行”，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忌心浮气躁，敷衍了事。既不“望闻问切”，也不“视触叩听”。那种不问诊、不检查、不化验、不找痛点堵点淤点，“雨过地不湿”的作风，只能得出“大概”“可能”“差不多”的“诊断”，很有可能会延误病情、延误战机、铸成大错。
　　　　在用心用情上，宜“察言观色”，忌“听啥是啥”。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有时候访谈对象不愿意说真话、说实话，要么拐弯抹角、要么言不由衷、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这就需要“察言观色”，以摸清其真实的意图。
　　　　宜身到心到情也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听懂“弦外之音”，领会“言外之意”。既可以通过对方的表情、语气、手势等肢体语言来甄别是否言不由衷，又可以通过穿衣着装、吃喝用度、收入支出来佐证是否心口一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心灵相通、心有灵犀，也是密切联系群众、增进群众感情的重要切入点。
　　　　忌“有闻必录”“听风就是雨”。“身入而心不至”，不走心的听、不动情的悟，既无法摸清对方所思所想所盼所愿，又难以了解对方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更难以真正兜上来问题、兜上来真问题，甚至会造成材料失真、判断失准，导致南辕北辙。
　　　　在材料梳理上，宜“系统翔实”，忌“支离破碎”。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摸透“实事”，科学“求是”。既要防止深度不够的问题，又要避免广度不够的缺陷，还要防止合成中出现的谬误。
　　　　宜回看走过的路，远眺前行的路。从过去中看出未来，从全面中突出重点。既梳理前面已形成的成效成果、经验教训，也了解正在或即将发生的情况，用长远的眼光、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眼前和现实的问题。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在全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问题、区分轻重缓急、排列优先顺序、明确主攻方向，并就关键事项、核心要素、重要数据反复核对、前后对比，让整个材料轮廓清晰、钩稽关系对应，真正串起来、活起来、立起来。
　　　　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眉毛胡子一把抓”，以点概面，以偏概全，或放不开、收不拢，一堆材料零零散散、残缺不全、真伪不清，既不见人也不见事，既没场景也没故事，这样的材料是难以发挥应有价值的。
　　　　在报告撰写上，宜“客观公正”，忌“过滤美颜”。执笔“三分主”，不可“藏私心”。执笔人手中的笔，重有千钧，一笔一画写下的是调研组的忠诚、责任和担当。有责任有担当，报告才会闪光。
　　　　宜坚守党性原则，秉持一心为公。党员干部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报告撰写的立场就是对党的立场，客观公正程度就是对党的忠诚纯度，必须如实汇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党赋予我们调研的使命，责任重如泰山，必须履职尽责，尽心尽力、全心全力，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做到“能负责、会负责、负好责”。有时候调研工作也会遇到这种那种的干扰和压力，讲真话、说实话、报实情也会面临风险、遭到非议，需要有不回避问题、不躲避困难、不逃避风险的担当精神，经得起诱惑，扛得住威逼，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忌私心杂念，笔下生花。不能存在“小算盘”“小九九”“小心思”“小聪明”，因怕担责任就写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场面话”，“讲远不讲近，讲虚不讲实”的“空洞话”，“先射箭、后画靶”的“江湖话”，甚至因怕得罪人或者迎合领导、迎合调研对象而粉饰太平、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闭门造车。
　　　　在成果运用上，宜“吃干榨净”，忌“束之高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花费一定人力物力开展调查研究，为的是总结成绩推广经验、发现问题寻求良方、掌握情况决策参考。
　　　　宜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精心开展顽瘴痼疾靶向治疗。调研工作搞得好不好、调研报告优秀不优秀，不仅仅是看花了多少时间、去了多少地方、访了多少人、写了多少篇报告，也不仅仅是看调研报告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文字文采，最主要的是将成功原因找准能够推广、问题根源找出能够确诊、治疗良方找到能够根治。能解决问题的调研才是好调研，能解决问题的报告才是好报告，能“吃干榨净”的成果才是好成果，能从解决“一件事”而推广到解决“一类事”的调研方法才是好方法。
　　　　忌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不能交了报告就算完成任务，评了个奖就算工作成绩。写的报告自说自话、自唱自听，既不接地气，更没有底气，既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更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对决策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来去空空”，一无所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无效调研，既劳民伤财又败坏风气，更背离了党中央的要求。
　　　　在办公室想全是问题，下到基层看都是办法。只有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锚定难题积案和顽瘴痼疾，吃透上情、掌握下情、了解外情，做到“十宜十忌”，“亲口嚼一嚼馍、尝一尝滋味”，才能发挥好调研的“探头”“前哨”“侦察兵”“千里眼，顺风耳”作用，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论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6月2日，***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展现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显著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有***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持学以致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重大部署。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只有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才能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肩负新使命、奋进新征程，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项战略部署，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刻认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要增强文化自觉，深刻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谱写民族复兴新华章。
　　　　

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
——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形成为例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鲜明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人民的解放，中共中央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和全局的胜利，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地区。正是这一决策，使中国共产党最终化战略被动为战略主动，进而使党革命事业的“列车上了轨道”。深入剖析这一战略决策形成和实施的全过程，领悟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智慧和全局意识，有利于全党在新时代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东北局势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难处境
　　　　中国东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东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把控制东北作为战略决策成败的关键，为此，国共两党开始在东北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处境却异常艰难。
　　　　从国际上看，苏、美两国从战后格局和自身利益考虑，对中国东北地区各有谋算。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苏联方面将获得以下几项权益：“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苏联在旅顺“有权驻扎陆海空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美国也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其建立远东霸权的重要战略基地。在日本 战败前极力要求苏联出兵，担心苏联在美国对日作战时坐收渔翁之利，影响战后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但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又极力主张“门户开放”。
　　　　从国内来看，国民党政府高度重视东北问题。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东北，就很难占据华北；华北不保，中原势必危险。如果国民党控制了东北地区，就可以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华北、华中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态势。因此国民党内部集团一心要占据东北，其基本态度是：听命于美国，疑惧苏联，担心共产党。为此，国民党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规定国民政府可以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树立中国军队”。
　　　　除了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被动之外，共产党还面临新的战争危险。早在全国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方面就确定了避战观战以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共产党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同时，国民党的反共方针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
　　　　虽然面临这样那样的处境，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仍抱有真切的愿望，也对局势保持着清晰的判断。中共中央认为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可能，党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局面，也应积极争取。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提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的方针，要求以斗争达到团结，迫使国民党接受人民民主的主张，通过和平途径建立新中国。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因此也没有放弃进行自卫战争的必要准备，对东北问题的考量更是成为了关注重点。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强调的“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与我们党能否赢得战略主动息息相关，更与我们能否赢得东北地区密切相联。
　　　　二、从战略全局角度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形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早在抗战后期毛泽东就已着眼全国大局，萌生了集中兵力至东三省的战略构想。1942年7月10日，毛泽东指出战后国共有合作的可能，也有内战的可能，“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1页）。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对东北问题的高度重视，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加入对日作战，而国民党此时在东北尚无根基，这就为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创造了有利契机。为占得先机，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先进入东北控制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地区。8月11日，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6页）由于当时局势尚未明朗，诸多情况不清，中共中央又发布一个内部指示解释道：“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五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因此，由李运昌部五千人率先进入东北进行战略侦查。8月19日，毛泽东致电贺龙、林枫命令道：“林枫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8月2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抽九个团赴东三省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此时中苏签订条约的消息传来，增加了中共中央对于进驻东北的诸多顾虑，导致上述计划并未即时实施。
　　　　虽对中苏条约有所顾虑，但为了保住战略上的主动，中共中央从全局出发，作出决定：即使暂时不派驻军队，也要派遣干部团进驻东北。这为此后的一系列部署赢得了先机。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
　　　　随后的国共重庆谈判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战略决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飞赴重庆，拉开了国共重庆谈判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多次下令军队向中共军队发起军事进攻和挑衅，中共中央更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毫无和平的诚意。此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意图在共产党高层内部逐渐形成共识。
　　　　第一，从党的革命形势和东北地区资源禀赋来看，占据东北地区对于党赢得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抗战时期，我们党建立、发展的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个地区，呈犬牙交错之势，很容易被敌人四面包围，不利于进行大规模作战。同时，东北是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我们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则长期在东北地区活动，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外，东北地区幅员辽阔，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时有人口3400余万，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如果夺取了东北，就能够背靠苏联，在南面将冀热辽、晋绥、晋察冀几个解放区“化零为整”，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就能够有效抵御和应对来自国民党的进攻，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战略基础。
　　　　第二，中共中央着眼战略全局，对苏联和国民党方面的基本立场进行了科学判断，精准分析了我们党争取东北地区的可能性。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指出，苏联方虽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但“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另一方面，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因此我们党必须在苏联红军即将撤退的三个月内“争取东三省和热、察”。这一研判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成为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重要基础。
　　　　第三，苏联方面的态度提振了中共中央大规模派遣干部和军队进驻东北的信心。1945年9月14日，首先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第16军区司令员曾克林陪苏军上校卫斯别夫飞到延安。这次会晤意义重大，中共中央明确得到苏方告知“红军不久即行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随后，曾克林指出，东北扩兵容易，武器弹药、粮食布匹充足，苏军只驻扎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广大乡村无人管理，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更为重要的是，苏军对中共军队的战略行动基本采取默认态度。
　　　　只有把握先机，才能赢得主动。中共中央随即准备通过走东北这一步棋，将现有根据地“连点为片”“变零为整”。1945年9月14日晚至15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发布指示指出，现在是“真千载一时之机”，把原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转向东北挺进。同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中共中央全权领导东北工作。17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电文说：“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9页），要求各地配备100个团的军事干部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进入东北。此时，“向北发展”的战略计划完全确定下来。
　　　　但全国的军事力量牵一发而动全身，向北发展后如何看待南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因而必须着眼于大局，对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战略作出进一步科学部署。
　　　　经过深入研判和评估后，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加紧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9月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发出电报，指出为保证我们党在东北赢得战略优势地位，“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具体来说要将“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中共中央和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提出筱电所提战略部署，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并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考虑。”（《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83页）同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发全党，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正式形成。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消除了党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为我们党及时迅速地创建东北根据地、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战略是中共中央基于对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入分析和对各方利益诉求的精准研判而制定的，是以局部让步换取全局胜利的直接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大局意识和战略主动意识。
　　　　三、“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经验与启示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制定反映了我们党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的集体智慧和政治优势，这一英明决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第一，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赢得一切战略主动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制定进驻东北的战略全过程充分彰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将挺进东北的战略行动称作“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并指出“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在万分紧急的历史关头，正是因为全党上下能够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计划才能得以有条不紊地执行。在新征程上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决不能荒腔走板、变味走调；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
　　　　第二，善于从全局上看问题：全局的赢才是最大的赢，整体的主动才是最大的主动。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维护大局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在东北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各调至东北的领导人都摒弃了固守原有根据地的想法，不遗余力地支持东北的发展。被派往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洪学智曾感慨：“进军东北的实践使我认识到：在革命关键时刻，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就能取得胜利。”（《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了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务大局，这一战略计划才能取得成功。***总书记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善于把握大局就是要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审时度势，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本、以大局为重，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看问题、做工作，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务大局。
　　　　第三，善于从策略上看问题：要注重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一百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既坚持从战略上准确判断、把握形势和科学谋划，又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提出，就是这样在综合三国四方实时变化的发展形势和敌、我、友之间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作出的一次精确研判。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
　　　　一百多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的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这一案例所展现出的政治意识、全局视野和战略策略，为我们党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

坚持守正不渝 促进创新不止

　　　　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根本，创新是守正的保障和发展。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进程。***总书记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深入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需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守正意味着坚守正道，坚持按事物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办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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