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两岁多的时候爷爷把我从陕西接到河南老家,一直把我养育到12岁。在我的心里,爷爷就是一座大山。
爷爷个子比较高大,小时候我站他面前要抬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记得那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爷爷去赶集,人多拥挤的时候爷爷会蹲下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当他站起来后我低头看着黑压压的人头晃动心里就像电影里骑大马的将军一样得意洋洋。那时候最害怕的事就是闯祸后被爷爷教训,他教育孩子没有太多的说教,但是却让你心里很害怕,害怕到后悔自己犯错。他会先一脸严肃的盯着你看,那种严厉的眼神让你不敢和他直视,当你扛不住威压低下头后,他会大声的训斥几句,突然一个重重的爆栗毫无征兆的就敲到你的头上,那种疼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以致现在我犯错后总怕头上会被来那么一下。
我12岁回陕西就再没见过爷爷,直到大一暑假和二叔回老家才又见到他老人家,那个时候他已经饱受病痛折磨,要被我搀扶着才能勉强走几步,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半年之后他就离我们而去。
我对爷爷更多更深的认识是从一次次亲人们对他的追忆中了解到的,了解得越多我心中的那座大山就越高不可攀。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与坎坷,但是他从来没有向生活的艰难低过头,总是用自己的肩膀为家人扛起一切。
我爷爷兄妹5个他是老大,他16岁那年家乡闹饥荒,为了给家里省点口粮他跟着村里的人从河南老家一路乞讨到陕西韩城讨生活,最后在韩城同蹄村给村里的地主家扛长工。我爷爷生来就是个大高个,虽然当时身材有些消瘦,但是他为人老实,干活不惜力气,再加上他年纪比较小,主家对他很是照顾。主家老爷经常派他去干些轻巧的活,但是他总是忙完手头的活就去干其他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手里不是握着锄头把,就是握着笤帚把”。主家老太太总会背着其他长工悄悄给他塞点好吃的。
到了年底结工钱的时候,我爷爷对地主老爷说要用一部分工钱折成棉花,地主老爷很是奇怪地问他为什么,我爷爷不好意思的回答:“家里人多被子不够盖,想担些棉花回去。”地主老爷想了片刻说:“你这娃不错,不忘本,工钱全数给你,我送你两包花你担回去。”最后又补充说:“你过完年要是还出来扛活,一定要来我家。”就这样,我爷爷怀里揣着工钱,肩上担着两包棉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去了。
(注:韩城地区把棉花叫做花;出门打工叫做扛活)
上世纪40年代老家焦作地区常年战火不断,饥荒连连。听我奶奶讲,那个时候老家的人不是出门乞讨,就是举家迁徙到陕西、甘肃一带。我爷爷第一年扛长工回到家后也曾建议全家迁到陕西谋生路,我的祖爷宁死不愿离开故土。我爷爷是极孝顺的,我祖爷不愿西迁他就不敢再提。从16岁那年起我爷爷就每年去韩城扛长工,一是为家里省点口粮,二是年底带回工钱和粮食贴补家里。
后来我爷爷给我父亲兄妹几个讲他当年扛长工的事,总爱用一句话来教育他们“出门在外就得勤快,人勤狗都爱,人懒猪都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爷爷也在他24岁这年迎来他人生的大喜事——结婚。成家后我爷爷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每年还是去韩城扛长工挣钱养家。从1950年开始我爷爷就一直在韩城一个叫白家庄的村子扛长工, 1952年白家庄村进行土改运动,地主被打倒,土地分配到农户手中,我爷爷作为贫苦雇农也在村子里分到了土地。分到土地后我爷爷就兴冲冲地回到武陟老家要把家里人全部接到白家庄生活,但我祖爷还是那句话“宁死不离故土。”无奈之下,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父亲接到了白家庄,这一年我父亲两岁。就这样27岁的爷爷在异地他乡自立门户,扎根在了白家庄。
在白家庄我爷爷虽是个外来户,但是他为人忠厚,做事仗义,凡事宁可让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受损失,再加上他种地是一把好手,这些让他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听说我奶奶带着孩子要来,村里和我爷爷要好的一位朋友就把家里的房子腾出来一间给我爷爷一家三口住,而且一住就是好几年。
不管条件有多苦,在外独自漂泊了十多年的爷爷终于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出这来之不易的温暖的珍贵吧。作为后辈的我无法深切地体会那种不易,但我大致能想象得出其中的艰辛,心里也就对爷爷更加的敬重。
安了家后的爷爷变得更加的忙碌了。农忙时在自己家地里忙活,农闲的时候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做起了卖杂货的小生意,十里八乡遍布了他这个卖货郎的脚印。那个时候农村人虽然都很穷,但是乡风醇厚。做小生意的只要你货真价实,不斤斤计较,村民们都愿意照顾你的生意。我奶奶给我讲,那个时候好多人要买什么针头线脑,笤帚布头,其他的卖货郎来了他不会去买,宁可将就几天也要等我爷爷来了再买。每当奶奶给我讲起这个,眼睛里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骄傲的神采。
几年下来,我爷爷靠着他在田地里的辛勤劳作和在生意上的诚信精明,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和给武陟老家的接济补贴,竟然硬是攒下了一大笔钱。1957年,这是我们冯家人永远要记住的一年。在这一年,我爷爷用他辛苦攒下的钱在白家庄买下了一孔窑洞,我们冯家人在异地他乡真正有了立足之地,真正地安了家。现在的人也许无法明白一孔窑洞对于那个年代逃难人家的意义所在。
我爷爷买的这孔窑洞,位于村子的西头,我回到陕西后窑洞还在,不过已经破败不堪了。在我奶奶的描述中那处院子就是块风水宝地。院子不大没有围墙,我爷爷栽了一圈的竹子把院子整个围起来,一到夏天,远远望去绿油油的一片充满生气,一阵风刮来竹叶沙沙作响就像孩童们在窃窃私语。我奶奶在院子中间种了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在韩城南塬地区很是少见,这棵无花果树长得特别的旺盛,无花果成熟的时候我奶奶会让我父亲摘下果子给弟弟妹妹还有小伙伴们吃。
院子东边堆放柴火和杂物,西边用树枝扎了一个鸡窝,奶奶在里边养了几只鸡,母鸡下蛋后奶奶把鸡蛋存到罐子里,攒到一定数量我爷爷会拿去卖钱。窑洞里没有隔墙,一进去左边是灶台,再往里就是大炕,灶台和炕有相连的通道,夏天在灶台这边把通道口堵上,冬天把通道口打开,只要灶火不灭炕就是热的。炕头地上有个小方桌是一家人吃饭时用的,天热的时候把小方桌放在院子里,天冷的时候把小方桌放在炕上,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着小方桌一边吃一边有说有笑。
每当奶奶给我说起这些,语气里总能透出对那处小院的留恋,仿佛那处院子是她住过的最好的地方。据奶奶说那处院子还有个神奇的地方,夏天不管下多大的雨,哪怕四处积水成河,地上的流水总会绕过小院奔流而去,小院从来没被水淹过。奶奶总给我说窑洞小院块风水宝地。
爷爷奶奶带着孩子们在窑洞小院生活了十年,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是儿女绕膝,吃喝不愁。那段时期应该是爷爷奶奶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看着五个儿女一天天长大,我爷爷是又开心又发愁。开心的是家里人丁兴旺,孩子们也都乖巧懂事。发愁的是一家7口人,窑洞的大炕明显的已经不够睡了。爷爷和奶奶商量之后决定再箍一口窑洞来解决住的问题。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的年代,箍窑盖房是农村人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决定箍窑之后家里更加节省了,我爷爷每天更加地忙碌了,走街串巷的脚步也走得更远了。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担子出门,常常到了半夜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回来,一到家三口两口吃完饭,上炕倒头就睡。有的时候看看赶不回来,找个地方胡乱将就一晚上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不管再怎么拼命努力,喂饱家里七张嘴之后,剩下的钱也就寥寥无几了。虽然如此,但是我爷爷从来没放弃箍窑的念头,每天就这么拼命地努力着。
我三姑出生后,我奶奶怕家里养不活这第八张小口,同时也心疼我爷爷每天那么辛苦。辗转反侧几个晚上之后,背着我爷爷托人给找个人家打算把我三姑过继给别人。我奶奶知道我爷爷最疼孩子,打算找好人家后再向我爷爷摊牌。到了摊牌的那天,我爷爷一听说要把孩子送人,当下暴跳如雷,对我奶奶破口大骂。骂完我奶奶之后,我爷爷又跑到我奶奶所托的人家里大骂一场,并留下狠话:“谁敢抱我娃,我把他腿打断!”奶奶在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咱家是外来户,你爷一辈子很少跟村里人红过脸,为了你三姑你爷什么都不顾了”。“你爷一辈子爱娃,没有你爷咱家就没有你三姑了”。
经历了这场风波后,我爷爷放下了卖货的挑担,干起了贩煤的营生。贩煤,现在的人咋一听肯定会被吓一跳,这可是大买卖。上世纪90年代之前,在韩城南塬地区贩煤一直是个没人愿意干的苦营生。
韩城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自古以来就是个产煤重镇,但是矿脉都集中在韩城北部山区,南部黄土塬区连块黑石头都找不到。南塬上的人家要用煤,就得到城北山区的煤矿上去拉煤。从塬上到矿区不算很远,大概20多公里的路程,但是有个必经的障碍——司马坡。
司马坡,南塬人也叫它死牛坡,意思是能把牛都给累死。总长度不到两公里,北低南高,绕崖而上,坡度陡峭,是连接韩城南北的唯一通道。著名的司马庙就在司马坡的北侧土崖上,去过司马庙的朋友都会经过司马坡。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因为有司马坡这个大障碍,南塬的人家只能是望煤兴叹,生活在煤炭之城,家里却无煤可烧。贩煤就是把矿区的煤运到南塬上卖给需要的人家,中间赚个辛苦钱。在那个没有机动车的年代,贩煤的人只能靠牲口拉车往南塬上运煤,也有极少数用人力拉车来运的。
我爷爷刚开始贩煤就是自己拉车运煤。天麻麻亮就起来,这个时候我奶奶已经把早饭做好,爷爷吃饱后,带上干粮和水壶,拉着架子车出发往煤矿赶。20多公里的路程,到了装煤的煤厂也就下半晌了。天黑前排队装上煤,然后拉着装满煤的架子车到不远处找个车马店住一晚上。听我奶奶讲,煤厂附近有好几家这种车马店,专门做贩煤人的生意,价格便宜,店里提供开水,贩煤的人就着开水吃自己带的干粮,晚上挤大通铺,磨牙打鼾,臭气熏天,环境极差。下苦的人劳累一天谁又会在意这些,一个个是倒头就睡。
第二天天刚透亮,贩煤的人都已爬起来,简单地洗把脸,就着开水吃罢干粮,该套车的套车,该拉车的拉车,贩煤人在纷扰声中踏上了艰难的返程路。
在返程的路上,用牲口拉车的都走得比较快,一段距离之后就把人力拉车的远远地甩在身后。人力拉车的一般是三五辆车结队而行,结了队的大家同行同歇,遇到陡坡大家齐心协力先推一辆车上到坡顶,然后再一起下坡推第二辆,直到队里的所有车都上了坡,大家各自拉车再往前走。
在整个协作过程中,大家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也不懂什么团队精神,大家只明白一个道理,不合作就上不去这个陡坡。这就是劳动者的智慧,简单而实在。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没见过老式的架子车,也就不知道拉架子车是个什么苦差事。我就啰嗦几句来做个知识普及。
上世纪90年代前,架子车在农村是家家必备的重要工具,主要用来拉货。有条件的套上牲口拉车,没有牲口的只能靠人来拉车。
人拉车的时候把攀绳套在一侧肩上,两手抓住车辕。平路上稍微用力即可前行。遇到破路就需要弯下腰身,把攀绳扯得紧紧的,两手用力抓车辕,双腿微弯,双脚前脚掌贴地,每一步都要用尽全力,全程不能泄气,要一口气撑到坡顶。如果遇到长坡,身强力壮的还好,气力弱的一口气撑不到坡顶架子车倒退就有翻车的危险。
常言说“上坡容易,下坡难”,拉架子车也是这样。拉空车的时候可以把架子车后倾,让车的后辕摩擦地面增大阻力。拉重车的时候如果车后仰角度过大,车上的货物就会洒落。这个时候就要在坡顶就摆好姿势,双腿微蹲,双手牢牢抓住车辕,前手臂贴住车辕,下坡的时候让车子微微后倾,人的整个身子微微后仰,顶住车身的重力惯性,慢慢的往下走。如果遇到陡坡,就需要有人在架子车后边拽着车帮子往后拉,才能顺利下坡。
拉车是个苦差事,人们经常用“做牛做马”来表示辛苦,因为牛马是要拉车的。
言归正传,拉着装满煤的架子车,爷爷一路不知道要翻过多少坑洼,上下多少破路。这一路的艰辛,除了当年他们这些贩煤人,别人根本无法体会。我们现在总是抱怨生活太苦,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苦么?还有精力去抱怨苦,我们已经是幸福的了,当年那些贩煤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苦,只是身上的重担压的他们没有精力去抱怨苦。
一般在下午的三四点,我爷爷拉着煤车能赶到司马坡下。司马坡靠人力是上不去的,坡底有人套好牲口专门等着,有拉车的来了,把牲口的套绳挂到架子车上,帮着把拉满货的车拉到坡顶,当然这是要付钱的。司马坡又长又陡,靠着牲口助力,这个运煤路上的最大障碍最终也被克服。只是每次付钱给别人的时候爷爷心里总会感叹:“要是自己有头牲口就好了。”
上了司马坡离家就不远了。我父亲和我二叔那个时候已经十多岁了,每次我爷爷去拉煤,第二天下午他们两个就会到司马坡顶等我爷爷。上坡后,爷爷稍作休息,父子三人就一起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煤有说有笑的往家走。有次父亲给我说起我爷爷拉煤的事,他说:“你爷那时候就像牛一样浑身是劲,我和你二爸说是去帮着拉车,其实帮不上什么忙,在平路上,你爷有时候让我两个轮流坐到车帮子上,回到家你奶奶知道了,就是一顿臭骂。”
父子三人回到家天也就差不多黑了,爷爷洗过之后,奶奶早就把饭摆好,狼吞虎咽的吃完饭后,我爷爷会一边逗孩子们玩,一边讲在路上发生的事,讲到好笑的地方一家人都哈哈大笑,笑声悠悠荡荡飘在小院的上空。
贩煤虽然辛苦,但是挣的比挑担卖杂货要多很多,一年下来家里攒了些钱。我奶奶怕我爷爷累坏身体,想让他重新做卖杂货的生意,虽然挣得少但是不那么辛苦。我爷爷却坚持要继续贩煤,他心里有自己的盘算:“孩子们都大了,要尽快把新窑箍起来。”经过一番僵持之后,我奶奶做出了让步:“可以继续贩煤,但是必须卖头骡子来拉车。”我爷爷蹲到墙根沉默了半天,最终咬牙答应。
自从家里有了骡子,我父亲他们几个孩子就在我爷爷那失了宠。在家的时候,他不是在铡草,就是在给骡子饮水、喂料或者刷毛,什么都不干的时候他就靠着牲口棚的柱子蹲着闭目养神。用我奶奶的话来讲,这头骡子在我爷爷眼里不是牲口,而是和他一起干营生的伙计。在家的时候精心饲养,拉货的时候从来不用鞭子抽它,遇到长一点的坡路,我爷爷会套上攀绳一起拉车,生怕累着他伙计。
几年下来,家里攒够了箍新窑的钱,恰巧村大队有宅基地指标。我爷爷和我奶奶商量后,在村上要了指标,用准备箍窑的钱盖了一座三间的瓦房。
搬新家的那一天,全家人都兴高采烈的,个个乐的嘴合不住。来道喜的邻居们都夸我爷爷有本事,听到别人夸,我爷爷只会咧着嘴笑,一个劲的给人散烟发糖。听我奶奶讲,那天晚上我爷爷喝不少酒,躺在新炕上一会哭一会笑,一会说要回河南把父母接过来,一会说要好好供孩子上学。最后睡着了,嘴里还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在他的心里永远把家人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什么。
村大队给我们家批了宅基地,意味着正式把我们家纳入了村集体。归入集体后,我爷爷贩煤的营生是没法再做了,一家人和村里的所有家庭一样,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了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潮流之中。虽然日子越过越苦,但是一家人总算在这个地方扎稳了根。
70年代初,我父亲从部队复员回家,依靠在部队学习的医疗知识在村里当上了赤脚医生。在那个公共医疗极度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虽然没有编制,但是在村里却受人敬重。看到自己的儿子受人敬重,我爷爷心里美滋滋的,在村人面前腰杆似乎也挺得更直了。一直以来都是我爷爷一个人驾辕拉着家这辆大车艰难前行,现在有人给他搭把手,这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在村上还有一户从山东逃难过来的郭姓人家,冯家和郭家都是逃难户,多年两家来没少相互帮衬。我爷爷和郭家的掌柜老郭(我的外公,不敢直称名讳)年龄相仿,两人也性情相投。
郭家的老大是个闺女(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一岁。我父亲参军后,两位家长就给两个孩子定了亲。我父亲从部队复员后不到一年,我母亲就嫁了到我家。
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月,有不少家庭因为给儿子娶不上媳妇而被村里人笑话。所以我母亲过门后,看着小两口和和睦睦,我爷爷每天也是乐呵呵的。听我母亲多次给我讲:“我小的时候,你爷家是三个男娃,你爷一直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疼。等我嫁过来后,你爷从不把我当儿媳妇看,还拿我当亲闺女对待。”
虽然一家人每天都在为吃饱肚子而拼命劳作,但是在我爷爷的带领下,日子过的也不比别人家差。
然而好景不长,家里的生活很快因为我爷爷的一个决定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父母结婚后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了从河南老家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就四个字:母病速归。我爷爷当下就慌了神,老家能发电报过来说明老娘的病不是小病。这多年他带着一家人漂泊在外,心里最牵挂的就是远在老家的父母。慌了神的爷爷匆匆给我奶奶和我父亲交代了一下家里的事,第二天一大早就火急火燎地往老家赶。
我爷爷这一走就是大半年,中间就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是我祖奶奶病的很重,他得在身边照顾,让我奶奶把家经管好。后来每当讲起那段日子,我奶奶都会掉眼泪:“你爷走后,一家成十张嘴就都甩给了我和你爸,小的哭,大的闹,家里少了你爷这个好劳力更是吃不饱。你爷虽说是为了尽孝,但对我们娘几个真是狠心。”
半年多后,一家人好不容易把我爷爷盼了回来,但是当我爷爷说出他的决定后,一家人彻底乱了方寸。他决定带全家搬回河南老家!为此我奶奶和我爷爷大吵了一夜。
是呀,爷爷的这个决定给谁谁都无法接受。当年他们两个人身无分文逃难到这个地方,二十多年来拼死拼活挣下这份家业,膝下儿女成群,一家人能在这安家落户真的是不容易。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两口子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如今要丢下这份家业,这谁能舍得下。而且,一家人回到河南,一切又要从零开始,孩子们又要跟着过那种一穷二白的日子,这是我奶奶最不能接受的。
第二天一早,我奶奶让我父亲把村上几位和我爷爷关系好的老哥们请到家里,想让他们帮着劝劝我爷爷。几位老伙计听了我爷爷的决定,也都大吃一惊,纷纷劝我爷爷再考虑考虑。他们是看着我爷爷白手起家,靠着一点一滴地积累才攒下这份家业,这其中的艰辛他们怎么会不明白。
但是我爷爷谁的劝也不听不进去,最后他对几位老伙计吐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从十多岁开始就出门讨生活,一直到现在有三十多年了。以前为了活命,为了给爹娘减轻负担,我不得不在外闯荡。现在爹娘年纪大了,老娘又得了重病,我必须回到老人身边去伺候。家里虽说还有兄弟姐妹照顾老人,但是他们尽的是他们的孝。我身为长子,这么多年都不在家,我亏欠老人的太多了,我得回去尽我自己的孝。回去后日子总能过下去,老娘没有了,我就是想尽孝都没机会了。我这一回去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这一家老小留在陕西我也不放心,没办法只能带着他们一起回去。再说我家老大也成家了,这边的家当就让他夫妻俩守着就行。”
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留在陕西,我爷爷带着家里其他人准备迁回河南老家,谁也不知道回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等着他们。为了心中的孝道,我爷爷舍下了所有,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爷爷的自信和勇敢让我们后辈敬佩,爷爷的孝道我们后辈更是要好好地传承。
从十几岁过来扛长工,到五十出头携家带口离开,爷爷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这黄土塬上。在这三十多年的时光里,他以自己的勤劳、朴实和勇敢做画笔,在这贫瘠的黄土地上留一副饱含人生百味的画卷。
我们冯家的后辈们要把这幅珍贵的画卷当做传家宝代代相传,后辈们要认真地体味画中的酸甜苦辣,从画卷中悟出人生道理来指引自己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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