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智慧治理情况的调研与思考（调研报告参考）

关于基层智慧治理情况的调研与思考
　　　　伴随着新兴技术与治理体系改革的深入推进，技术赋能基层的智慧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加强基层智慧治理模式创新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水平”。《“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我国将建成基层智慧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基层社会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普及数字生活智能化，打造智慧便民生活圈。”随着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出台与规划，各地基层政府纷纷展开智慧治理实践探索，但同时，由于基层面对的实际治理事务与所配置的资源不相适配，使得基层治理在治理思维、治理工具、治理主体、治理产出、治理制度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急需找准推动基层智慧治理向好向快开展的有效策略，从根本上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一、基层智慧治理的现状
　　　　1.治理思维创新性日益显著。目前，基层政府充分利用技术平台提供的数据信息，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贯穿于基层治理全过程，在为民众提供多元化且兼具人性化服务的同时，进一步统筹解决基层治理发展中潜在的隐患，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例如，北京市平谷区利用接诉即办平台通过人工语音对话的方式，克服了网站平台不稳定、APP操作复杂和回应迟缓等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真切的人文关怀。贵州遵义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在开展基层治理工作时，对于群众间产生的矛盾纠纷，借助现代化信息平台进行逐一排查，通过一系列排查隐患、控制苗头、调解处理、提供服务、解决困难等工作流程，有效解决问题堵点，把矛盾纠纷控制在最小。
　　　　2.治理工具应用服务逐渐增多。由于基层日常琐碎复杂事务逐渐增多，使得治理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呈递增趋势。基层政府除了在政务门户网站、政务平台公开信息和提供业务办理服务外，也借助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方便群众能及时行使参与治理的权利。其中，基层治理平台服务涵盖基础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看护等生活服务功能模块，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业务，真正实现了居民少跑路的治理目标。例如，武汉市东亭社区推出的“邻里帮”小程序，覆盖养老、托幼、医疗、教育、家政等便民利民服务。四川省成都市搭建区、街道、社区、院落四级社区提案平台“金牛社区提案智慧平台”，围绕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公共事务，广泛开展基层协商。
　　　　3.治理主体多元协作加深。目前，在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中，政府借助技术企业的技术支持搭建起虚拟网络互动空间，将基层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居民和社区内外企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有机结合，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一方面，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各地基层政府纷纷借助技术企业优势搭建协商平台。如，广东省政府与腾讯、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签订合作协议，充分利用企业营运优势、技术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根据业务场景和服务群体，推出了粤省事、商商通、粤政易等平台应用。另一方面，政府开发诸多线上业务办理平台、信息公开渠道、群众线上诉求与利益表达通道，在提升群众归属感的同时也提高了群众参与事务的积极性。
　　　　4.治理产出日益精准。基层政府通过信息化平台或系统里的群众意见箱模块，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反馈，有效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目前，部分街道（乡镇）、社区（村）在治理平台推出涉及群众利益的议题和公告，如，公共道路建设、小区基层干部换届选举等，基层民众可以随时发表见解和意见，由基层干部及时跟进汇总上报，决策层依据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合理施策。随着治理信息的高效流动，基层政府作出的公共决策也更有效、更民主。例如，浙江省龙游县通过龙游通推出“居民信箱”“随手拍”等板块，针对居民反映的阴沟堵塞异味等问题，镇生态办公室及时进行了回复与处理。在贵州省上线的大数据服务平台，使公民能及时准确地查询公共服务信息，实现在线资源共享等。
　　　　二、基层智慧治理面临的困境
　　　　1.治理思维创新性不足。基层治理的预期治理思维不足。政府缺乏前瞻性治理思维，把数据信息仅作为问题现状的依据，缺乏深层次的价值挖掘，未能将所要发生的问题及时遏制，造成问题累积，给未来社会治理埋下更大风险。基层治理的系统治理思维不足。基层政府在依托数据作决策时，对基层治理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背后涉及的相关群体、问题的主要障碍、负责部门的职能划分缺乏整体分析，长此以往，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基层治理中以人为本的治理思维不足。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上级返送或平台汇集的信息数据，通过技术汇总分析的综合结果施行策略，并未考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在某些情况下作出了偏离群众诉求的决策，降低了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2.治理工具支撑能力不足。技术平台操作不便捷。基层治理平台设计模块频繁增添小板块，涵盖业务服务面很广，但嵌入的服务内容没有实质性改变，影响民众操作的便捷性，加之功能模板进入端口路径复杂，导致线上办理业务流程繁琐，参与主体只得放弃部分权益。数据共享不充分。各基层政府部门信息系统、技术平台在设计理念、开发公司、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自发建成的数据端口和数据格式不统一，造成基层政府数据应用、共享和流通困难。另外，在利用复杂技术对格式和数据进行交互共享时，需耗费高额费用，使得财力有限的基层政府左支右绌。技术平台运行不稳定。对投入使用的系统平台疏于升级改造、管理维护，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系统不稳定、闪退、病毒入侵等故障，导致设备闲置或低效使用，阻碍了基层硬件设备对基层智慧治理的支撑。
　　　　3.多元治理主体定位不清。基层政府引导者职责未能充分发挥，反而独自占有信息公开方式、程度与范围等权力，使得其他治理主体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导致与基层政府拥有不对等的信息资源。技术企业越位。技术企业在为基层政府提供技术支持时，凭借握有大量的政府数据资源，在基层智慧治理中抢占了政府部分决策权，长此以往，将会使基层政府丧失主导权。公民治理失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领域单一，参与事务较为琐碎，更多是简易线上业务办理、投诉、建议等，缺少政治性与决策性参与，未能充分行使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影响作用，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不够。
4.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不足。随着基层治理方式更新升级，基层民众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诉求皆能传达至服务供给方，但基层政府迫于人财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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