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时间久远,中间又有些人为阻隔,当下不少人对传统文化的观感比较负面。有一朋友,他对传统文化比较矛盾,一方面承认传统的力量和必要,另一方面又觉得不合时宜的传统应该摒弃掉。比如「礼」,他说,那些繁文缛节与等级伦理的「礼」,对于当下就是不必要的。
大着胆子不惜暴露自己的浅薄,今天试图来分析一下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应该如何学习传统文化。
我觉得,传统文化应该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私德伦理,如私人道德和家庭伦理方面。这一部分是基于人性的,而人性又是恒久不变的,所以私德伦理古今同一,即便中外也区别不大。比如诚实、善良、仁爱这些品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上层还是民间,都是被认可的,而且对其含义的理解也大致相同。
二是社会伦理,比如纳税、排队这些社会行为。这一部分是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形成的,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是有差异的,所以社会伦理总是在变化的。以「忠」为例,先秦时是对契约关系的遵守,比如君主要忠于国民的期待,官员要忠于自己的职务责任;到了秦后,则演变成对君主的忠诚。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两条主线,一是外在的博学与践行,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二是内在的反省、发酵与觉悟,如曾参所说「三省吾身」。西汉开始,传统文化越来越向内深入,即侧重了内在的反省。就是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表现,是受他自身道德与觉悟程度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而「正心」又是修身的根本。于是在塑造社会秩序方面,传统文化也就持有这样的观点:社会伦理是基于私德伦理而存在的,私德伦理要优于社会伦理(忠与孝处于同等条件时,要优先尽孝)。所以《大学》里才说,一家仁,一国兴仁。
无论看史料故事,还是了解诸子哲学,应该注意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注意到这一特点,了解传统文化时取舍也就简单了,着重学习私德伦理方面(这是传统文化的根)即可,那套围绕着君主专制建立起来的社会伦理则可以摒弃或以之为反面教材。
下面就以京剧《四郎探母》中关于杨四郎的争议,来说明一下私德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分别。《四郎探母》塑造了杨家四郎一个这样的形象:身为忠烈杨家之后,却做了敌国辽朝的驸马;身在辽国一十五载,为了见母一面甘冒杀头的风险;明明已然回到了宋军军营,却为了辽国的妻儿又连夜返还…
杨四郎是重情重义?还是背家忘国的叛徒?大约正是因为这样的剧情设计,《四郎探母》几度被禁演。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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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四郎探母》故事梗概
杨四郎自上次宋辽金沙滩一战流落在辽国,已经十五年了。这期间,他隐姓埋名被辽国招为驸马,并与铁镜公主育下了自己的孩儿。如果没有前尘往事,杨四郎当下的生活是美满的,毕竟铁镜公主对他是真得不错。
可是自从近些天辽国鹰派萧天佐发起对宋的战争起,杨四郎开始坐卧难安,因为他得知自己的六弟杨六郎挂帅驻扎边境。而当他闻讯自己的老母佘老太君亲自押运粮草也来到边关时,思母之情再也难以抑制,终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
杨四郎的反常被铁镜公主发现,经过一番询问,加上铁镜公主诅咒发誓,杨四郎才告诉妻子真相:我,不叫木易,真名杨延辉,是宋国忠烈杨家之后。得知真相后,铁镜公主先是惊诧,继而又心疼自己的丈夫,他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得见,吃了这么大的苦。
铁镜公主虽然心疼丈夫,可对于杨四郎要去宋营探望母亲的打算持保留态度。万一你一去不复返了呢?杨四郎跟妻子说,只要你帮我从你母亲哪里偷来出关的令箭,我探望母亲后一定当夜赶回来。铁镜公主踌躇再三,决定帮助自己的丈夫。而对于即将离开,回不回来她心里也没谱的丈夫,她只有两句话,自己不能没有丈夫,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余下的就看你了(这段西皮流水转快板、摇板的唱段,着实漂亮)。
杨四郎拿着令箭顺利出了辽境来到宋营。十五年后,生死未卜的兄长竟出现在面前,杨六郎欣喜若狂,连忙带领兄长来见母亲。佘老太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四儿竟然还真的活在人世,而且还来到了自己的面前。自上次金沙滩一战,自己的七个儿子一下失去了六个,老大、老二、老三、老七惨死,老四不知下落怕是也难以善终,老五伤心出家五台山,只有一个老六还能陪伴自己。佘老太君见到自己的四郎后,一句西皮导板唱出的“一见娇儿泪满腮”令人动容心酸。
杨四郎将自己失踪的这十五年来的过往,向母亲与六弟等人说了个明白。而他最难面对的却是自己的原配妻子,妻子听闻丈夫归来,惊喜之下一度昏厥。
欢聚短暂,转眼三更鼓响。杨四郎心如刀割叩别母亲与众人,返回辽国。一入关,就被擒拿,东窗事发了,他的身份也泄露了。
辽国萧太后一定要杀了杨四郎,铁镜公主抱着孩子,与最高统帅的母亲斗智斗勇,最后总算救下了丈夫。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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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四郎为何不留在宋营」的困惑
杨四郎既然已经回到了宋营,为何不留下来,还要返回敌国呢?如果说辽国有他的妻儿,可宋国也有他的妻子啊,而且还有他年迈的母亲、兄弟、妹妹等一大家子人呢,这出戏为何没安排杨四郎留下来呢?
易中天曾评论过这出戏,说杨四郎被安排得比较窝囊,远不如同命运的薛平贵,毕竟后者两个女人都搞定了(薛平贵见另一出戏曲《红鬃烈马》。在《红鬃烈马》中,薛平贵家有妻子王宝钏,又与西凉国公主结为夫妇,最终薛平贵返回中原,并最终与两个妻子生活在了一起。)易中天说《四郎探母》应当改一改,杨四郎返回辽国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他应该是一个国际和平主义战士,在他的努力斡旋下,宋辽两国终于达成长期和平,杨四郎也终于与家人实现了团聚。
易中天是站在民族大义的规模上看待这出感情戏,并且将民族大义加诸于杨四郎。易中天是出于好心,怕《四郎探母》这出戏会再次被禁演。可他的这个改法,只能说尽管他将自己站在了高处,却并没有使自己的眼光看向长远。
这出戏中有几个细节:
第一,当杨四郎要想铁镜公主暴露身份时,铁镜公主立即打断了他,确定无人偷听后,才让丈夫说下去。在她的眼里,什么祖国、敌国都不重要,自己丈夫的安全才最重要。
第二,杨六郎在宋营认出了杨四郎后,不仅没有上报朝廷,而是遂即吩咐下去,包括家人在内,不要讲杨四郎来宋营的事声张出去。杨六郎并不是怕有个敌国驸马的兄长,会给自己和杨家带来灾祸,而是怕消息传到了辽国会对兄长不利。
第三,当杨四郎要回辽国时,佘老太君非但没有阻拦,反而觉得他应当回去,只是苦了四郎的原配妻子。
《四郎探母》这出戏成于清道光年间,作者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安排,非让杨四郎重返辽国呢?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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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德伦理」与「社会伦理」哪个为重的问题
《四郎探母》与小说《杨家将》中,北方的辽国与南方的宋朝不共戴天。这种背景设计,虽不尽合乎历史,可宋代的确与唐代不同,“华夷大防”盛行。按照当时的社会伦理,谁敢与契丹人或西夏人眉来眼去,那就是妥妥的汉奸了。杨四郎被俘在先,已是失忠;苟享富贵安乐于后,则是无义;继之最终叛离的选择,已然是贼心了。而杨六郎身为统军大帅,敌国的高级官员私自前来,竟然隐瞒下来,还将其送返回去,已然是里通外国了。
可是私德伦理却不是这样的逻辑。如果被俘就必须要以死明志,那也只是一种选择,而不能要求人人都如此,否则就是违背人性。当年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刘彻恨他不战死,灭了李陵全族。可刘彻自己不也是很怕死吗?到处求取长生不死的神药。刘彻与武则天时期,大兴告密之风。这两人一面要臣下对其保持忠诚,一面又鼓励告密,真不知他俩是人脑还是猪脑。杨六郎如果告发了自己的四哥,那才是不可解呢。动辄要求别人放弃利益乃至生命来成全道德,那才是最大的不道德,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古人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杨四郎在答应与铁镜公主结为夫妇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他承诺下了一份新的契约。即便在可以多妻妾的古代,可以认为新的契约未必以上一份契约的终止为前提,可新的契约也毕竟产生了。如果杨四郎不返回辽国,那就意味着他私德有亏——为了自己的苟活,拉一女子垫背,一旦自己安全了,立即对她弃如敝履。这样的杨四郎,真的需要吗?
铁镜公主明知道丈夫一去就有不回或难回来的可能,可是为了帮助丈夫达成看望老母的心愿,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去偷了令箭。如果杨四郎不返回,那么又将铁镜公主置于何处?更遑论那些为了得到令箭发下的誓言了。
那么杨四郎撇下老母、原配妻子、兄弟姊妹,撇下自己的祖国,又怎么说呢?难道他不应该对后者有所交代吗?
先说祖国,杨四郎还真没想,戏里的确没写。至于对母亲、妻子、兄弟姊妹的交代,我们还得回到杨四郎在辽国做驸马的那一刻。在那一刻,原来的杨四郎已经死了,不要忘了,那一刻后的杨四郎客观上是以做驸马为条件才活下来的。故而,杨四郎的心当然依旧挂念家人,可他的身却必须要回到辽国去践行自己的约,尽管他也知道返回辽国凶多吉少。
杨四郎的做法,符合而不是违背了私德伦理,这对中国人的观念而言极为重要。可以说,这出戏中对杨四郎返回辽国的做法的安排,既不是败笔,也就无需修改,且这恰是杨四郎做出的做后的贡献——不能以背约的方式来守约,否则社会「信」对基础就不复存在了。这要比《杨家将》小说中,杨四郎为了民族大义身在曹营心在汉,帮助宋军重创辽军的处理方法,要高明得多!
中国古代对私德与公德的界限,十分模糊,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一个人私德有亏,则其公德也必定不靠谱。虽然私德、公德不分,于法律社会的确不再合宜,可当时就是这样。
即便当代社会,中国人的思维依旧是私德伦理重于社会伦理。比如自家的宠物猫狗在家里随地大小便,那是不可忍受的,可是在外面就司空见惯。比如一个人动辄藏着掖着,不肯以诚实示人,人们就会尽量远离他,可对偷税漏税却不以为然。私德伦理与社会伦理,都关乎人类文明却又有所不同,私德伦理是无条件遵守的,而对社会伦理的遵守则要看它是否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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