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党课讲稿：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筑牢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基础

七一党课讲稿：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筑牢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基础
　　　　同志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之势在党内展开各项反腐行动，并数次强调加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2020年1月，***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首次将“三不腐”认定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方略，彰显了党中央的反腐决心。2022年1月，***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首次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这就明确了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方向。202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及重点作出具体要求，明确将其纳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布局中。之后，***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要以“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使全党“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2024年1月8日，***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从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家风建设、廉洁理念及廉洁典型的宣传等方面出发，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党员队伍的理想信念、权力观、亲情观等观念正确形成的重要意义。这些讲话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与根本遵循，凸显了廉洁文化建设在增强党的反腐拒腐能力、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等任务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需要深刻剖析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和实践意义，以实现其实践进路的明朗化、常态化与长期化。
　　　　一、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必要性
　　　　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植根于对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相关理论的运用，对中华优秀廉洁文化的传承与吸收，具有科学且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正是解决当前党内所存在的“四风”问题、“七个有之”问题以及违反党的八项规定等腐败行为的重要指引。
　　　　（一）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加强需要探寻克思马、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此科学理论指导下，充分挖掘中国特色廉洁文化，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廉洁基因，将其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及先进技术相结合，焕发新生机，为廉洁文化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1.运用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相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之际，意识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创立与有序运行需要加强廉洁文化的建设，坚决与腐败分子作斗争。列宁则是在管理国家与政党的过程中发现了权力腐败的问题，并对廉洁文化的建设进行了相关探索。虽然这些经典作家并未明确提出“廉洁文化”或“廉洁文化建设”的概念，但其相关论述对于新时代党的廉洁文化建设都具有借鉴意义。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仆意识是公务人员需时刻铭记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共产党“强调和坚持同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这是由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所决定的，需要将此思想内化为政治信仰，在任何时候党制定方针政策都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且各层领导机构都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其次，提出要建设廉价政府，消除特权以避免腐败。他们强调“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公职人员与工人的工资待遇同等；另一方面，对于农民要免其赋税，并实现从政治、经济、法制上完全废除等级制和高薪制的保障条件，以广泛的节约和政治、经济的改革，建设廉价政府。最后，废除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私有制。他们认为“代表最卑下利益的贪欲、物欲及对公共财产的占用”等腐败行为破坏了无阶级区分的氏族制度，因此，应该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此外，列宁认为，党内廉洁的建设应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提升对廉洁自律的认知与主动性，应通过建立健全惩治腐败的法制建设以震慑贪污分子，应通过加强人民的监督力度、拓宽监督方式以保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最终达到防止坏分子和“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进执政党里来”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反腐倡廉的相关论述，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供应了充足的理论养分，是重要的思想引领。
　　　　2.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廉洁文化的重要根源，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优质土壤。中国古代对反腐倡廉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其中，在制度方面，主要设置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对各级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在思想方面，主要突出了廉洁规范、廉洁行为、廉洁效能、廉洁评价等，诸多要素构成了廉洁文化，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廉为政本，最初是由晏子所提，即“廉者，政之本也”，之后管子也将“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充分凸显了廉洁对执政者行为规范的政治属性；二是廉以任人，中国古代诸多贤明君主将“廉洁”作为挑选和评价官员的标准，《周礼》明确记载古代对官吏政德的考核标准，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三是廉以修身，强调廉洁文化也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公生明，廉生威”，唯有为政以廉，以德养廉，方能实现“不令而行”的效果。***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古代优秀廉洁思想运用于当前廉洁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教育之中。
　　　　3.继承发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中国共产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关于廉洁文化的重要精华，对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红色基因精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例如，从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出台的党的历史上首个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中央苏区时期通过开展党内教育、提出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等纪律要求、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带头节约公共资源等，再到延安时期频繁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发布《惩治贪污条例》《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各方监督体系，甚至在“进京赶考”前，毛泽东还提出“两个务必”的自律要求。革命文化所淬炼的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对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改革期间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如邓小平提出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将反腐问题提升至重要地位，他表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也毫无意义。江泽民非常重视党群关系与党风建设，他强调腐败的逐渐渗入与渗透将使党走向自我毁灭。胡锦涛认为，腐败问题会削弱执政基础，降低执政能力，动摇执政地位，各级领导干部要端正思想作风，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建设廉政文化，“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相关廉洁理论的指导下，充分总结了中华优秀廉洁文化，对中国古代的廉洁奉公、为政以德等思想以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公为民仆、正风反腐等思想充分继承、转化与发展，大力开展反腐倡廉行动，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注入了丰富内涵与活力。
　　　　（二）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通过开展“打虎”“拍蝇”“猎狐”等行动，相继清除了一批批信念信仰缺失、思想不正、作风腐败的领导干部。仅就2023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128.3万件，立案47万件，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有79.721起，批评教育114.238人，党纪政务处分80.096人。其中，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是党风、政风或家风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亟须将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深入推进。
　　　　1.党风问题亟待解决。党风问题的本质是党性问题，党风纯洁与否则是衡量党员队伍是否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主要标准。党风问题主要表现为“四风”和“七个有之”问题。“四风”问题包括：一是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理论学习态度不端正，在工作上文山会海、不讲实效、虚张声势、好大喜功、敷衍了事，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入脑入心，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能及时修正，终究是“客里空”；二是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脱离群众与实际、滥用职权，对上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在实际工作中拍脑袋决策，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三是享乐主义，主要表现为追名逐利、贪图享受，在工作上逃避责任、缺乏创新、遇难则退，在消费上铺张浪费、假公济私，等等；四是奢靡之风，主要表现为创造并利用公款消费机会大肆挥霍，频繁穿梭于高档场所，作风低下，道德败坏。“七个有之”问题则主要表现为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大搞“圈子文化”“码头文化”，通过匿名举报或造谣诬告他人，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通过封官许愿以收买人心、拉动选票，还有部分领导干部阳奉阴违、妄议中央，等等。这些腐败问题任其发展则势必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群关系，影响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乃至执政前途，亟待解决。
　　　　2.政风问题影响进步。政风问题主要是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实际工作中态度冷漠、不切实为民服务，出现懒政、庸政、怠政的现象，使群众在办事过程中易碰到简单程序复杂化、服务态度恶劣化、在位不在岗等情况，迫使群众有关系找关系、有钱花钱以快速办事，一时致使腐败文化不断侵蚀民风；在工作态度上部分部门则采取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等手法，大搞面子工程、半拉子工程，企图使工作业绩蒙混过关。而无论是脱离群众还是敷衍上级，都表明政风问题主要在于宗旨意识薄弱，廉洁文化中的清廉、为民、务实等思想未能深刻入于心见于行。可见，政风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从而会影响群众对政府的评价与政府公信力，需要加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以常抓长管。
　　　　3.家风问题需要重视。家风问题的核心是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价值观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领导干部受家庭影响而出现腐败问题，如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违规提供工作安排、经商便利或生活照顾，或受配偶的“枕边风”、亲属的干扰而影响某些工作的公平公正；二是领导干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家庭成员腐败行为所累，如家庭成员在其背后利用其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或行方便之事，导致领导干部受其牵连。这两种腐败情形究其根本是家风不正所致，这就需要党员干部重视发挥廉洁文化在家庭中的作用，以消除家风问题。无论是党风、政风，还是家风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人员的腐败心理所致，只有从思想上纠正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总开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使党员队伍实现从腐败心理到廉洁心理的彻底转变，形成全社会广泛流行的廉洁文化，以实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
“廉洁”一词最早见于屈原所作：“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东汉王逸将此句注解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此处即以“不受”“不污”表明就臣子而言其“廉洁”之意。“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即为以文教化。因而，“廉洁文化”的本质即为使廉洁思想形成社会风尚，并将其受众教化为不受不污的品行高尚之人。且相对于“廉政文化”的涵盖范围，“廉洁文化”除包括对公共权力人员廉洁行为的塑造以外，还包括对清廉社会生态的创造。在廉洁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就部分受腐败心理及腐败机会蛊惑者而言，除增强其廉洁自律性以外，还需以外力制止或惩治其腐败行为，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反腐需求。经过长期对执政行为的规范，将廉洁行为内化于心而形成廉洁心理，后通过全社会广泛且长期的实践，方能在解决反腐需求的基础上形成廉洁文化，以此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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