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美京音》
朋友夸我说话好听,学习的时候要我读报,电视台聘我当主持人,举办文学讲座也受欢迎,大概就因为我说的是北京话。还有个秘密,美丽的女护士范季华之属意于我,不仅一见钟情,还有“一听钟情”,听了这优美的北京话,就非我不嫁。转眼48 年过去,她仍然爱听我说话,初衷不改。我也受宠若惊呀,加之从业京味小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便在有意无意之间,探索北京话的奥秘,结果喜出望外——谁说北京人缺少创造性? 北京话就是无价之宝,这项创造,于国家民族,于经济文化,贡献之大,至少可与始皇帝统一汉字相媲美。
有个学说:人类的本质是沟通。这话可信,因为咱们都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独的鲁宾逊。人与人之间总是要交谈的。远古时代,炎帝神农氏发现部族里有人饿死,想想单靠打猎不足以养活日益繁衍的子孙,就进入深山品尝百草,告诉人们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您瞧,他要传播经验,就必须说话。后来,你织布,我耕田,你要吃饭,我要穿衣,以布换粮,分工协作,贸易协商,都必须说话。
会说话,才能沟通思想,交流经验,传播知识。神农氏尝了一种开小黄花的野草,肚子剧烈疼痛而亡,死前告诉子孙,此草有毒,就叫它断肠草吧! 其实,神农氏尝百草,是个千百万人积累经验的漫长过程,造福后人,我们就不必再去品尝断肠草了。善于积累和传播知识,人类社会才优于蜂群、蚁群、猴群,才进入了文明境界。因此,语言就成了人类使用得最广泛、最重要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字的年代,人们演唱史诗传承文化,继而创造文字,文字也是书面语言。
我们是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秦始皇统一汉字,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记载和传播历史文化,功不可没。但是语言不统一。我18岁参军,随部队到湘西剿匪,同时收缴私藏武器。一位农民说,“莫有枪,我屋里只有一架( 个)堂客( 妻子)。”我们听成了他家里有辆坦克,又不肯上交,这还得了! 抗美援朝凯旋回国,我在广州街头让鞋匠给军靴底子上钉了几十颗鞋钉,讲好一毛钱两个,事后他要两毛钱一个,敢讹“最可爱的人”,叫警察来评理吧。唉,原来粤语“一”的发音是“呀”,我听着像“俩”,“二”的发音反而是“一”。鞋匠胜诉,夫复何言?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上形成了一千多种方言,要统一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早就需要创造一种大家都能听得明白的通用语言。这个伟大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北京人肩上。北京人何德何能,担此重任? 这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
北京历来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通衢大邑。3050 年前,周武在北京地区分封了两个诸侯小国:燕和蓟。后来燕灭蓟,迁都蓟城( 今广安门莲花池一带)。战国时期燕强盛起来,燕京有30万户人口,“富冠天下”。隋炀帝修京杭大运河,漕运沟通富饶的江南和华夏帝都洛阳、长安,燕京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乃兵家必争之地。
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战争,一是群雄争霸,逐鹿中原,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皆属内战,不是外敌侵略。二是南北打仗,故有“南征北战”之成语。东西贸易,有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买卖东西,连商品都俗称东西。我无从知道古代北京话的音声腔调,但也无妨,那时候北京还不是文化中心,北京话对全国影响不大。最近的一千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简言之,这期间北京地区发生过6 次大规模的人员、文化交流和融合,为创造一种通用语言提供了条件。
契丹族南下,在燕京建立辽南京,天宁寺塔和牛街清真寺都是辽代建筑,刻印大藏经,彩色石印的《南无释迦牟尼像》很精美,是印刷和图像美术的代表作。辽南京第一次办科举,成为北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文教活动促使北方话扎根燕京。
女真族南下,灭北宋,派画师测绘汴梁皇宫,调集百万工匠修建繁华的金中都,1153 年金海陵王从黑龙江阿城迁都燕京,此乃北京建都之始。金朝兴建大宁宫( 北海公园一带),在香山、玉泉山、钓鱼台建筑离宫别苑。多拱的卢沟桥工艺精湛,《马可·波罗游记》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此时已有了“卢沟晓月”“蓟门烟树”等“燕京八景”的美谈。你相信吗? 建筑美可以促进语言美,语言文字都讲究结构,而结构源自美术和建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证明。
蒙古族南下, 统一全国,1272 年元帝忽必烈迁都燕京。元大都的建设以积水潭为中心,纵横九条大街,分割出棋盘式居民区,其间就是著名的小胡同和四合院。胡同是蒙语“浩特”的谐音,意思是有水井的居民区。自古“无水不建都”。北京地区三面环山,森林茂密,有许多河流和潜河,至今还有万泉河的地名,当年众多自流泉涌出地面,乃有京西稻。地下水源丰富,小胡同里都能打出水井,此乃市井文化之渊源。
水监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瓮山泊( 昆明湖),经玉渊潭至积水潭,供给北、中、南海。“南粮北调”的船队和商船驶入市区,“积水潭帆樯蔽日”,岸边货栈酒肆鳞次栉比,十分热闹。商业活动进一步促使南北语言的交流融合。此事我有研究,“文革”中下放平谷县插队劳动,每月骑自行车回一趟家,中途在张镇或杨镇吃顿午饭,无意中发现张镇人说京东话,也就是演员赵丽蓉说的那种乐亭话,而杨镇人说北京话。这两个乡镇相隔30 华里,都属顺义县管辖,地处平原,没有高山大河阻绝,居然存在语音的界线,这为什么呢?
幸亏“革委会”让我下放4 年之久,爱写小说也就爱打听,才弄明白历史的成因:解放前张镇人去东边的平谷县城赶集,而杨镇人去西边的顺义县城赶集,正是这些商业活动,划分了语音的界线。
元曲( 杂剧) 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齐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丰碑。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都是北京人,代表作有《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西厢记》。同时涌现的表演艺术家“五秀”——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燕山秀,在我国演艺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后来京剧“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一样,不但推动戏剧发展,对通用语言的形成也有很大贡献。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后人听不见他们如何演唱、道白,但从元曲剧本仍可看出,北京语言已经趋向白话文,这种趋势,在明代“四大奇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里皆可得到证实。小说要人看得顺畅,戏曲要人听得入耳,这与创造共通语言的要求是一致的。语言的发展,与文艺活动的繁荣息息相关。
汉族北上,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是北京这个名称的由来。他参照南京宫殿规制,将元大都改建为紫禁、皇、内、外四重城,体现了汉文化平衡、对称、端庄的审美观和哲学思想。这样的美学和哲学,也影响着北京语言的构成:在北方话平实易懂的基础上,汲取吴侬软语之清脆优雅。具体情况是,朱棣从南京迁来了数万户工匠,另有一万多名江南工匠轮班来北京服役。苏州建筑业香山帮的鼻祖、木工蒯祥,就是天安门和三大殿的设计师、工程师,瓦工杨青,石匠陆祥,都是天才的建筑师。这批能工巧匠不但带来江南的语音,也促使北京的手工业高度发展。
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讲的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民间故事,趋向白话文,具有明白易懂的通用语言特质。当时发生一件事,桂林官员来北京进贡三花酒,却讲不明白斟酒时怎么会激起三层酒花。嘉靖皇帝因此要求各地官员都要学会说“官话”,也就是北京话。由此可见,北京话在明朝已经具有广泛影响。
满族南下,清朝定都北京长达267 年。清的前半叶,军功、版图、经济、文化、民族团结,都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各个朝代陆续修建两千年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从此变为“内墙”和历史景观。康熙皇帝有句名言:今后永不修建长城。却连片兴建圆明园、颐和园等“三山五园”,造就了举世闻名的大型皇家园林区。
我是满族人,满族原本是半游牧民族,文化水平较低,初期只有60 万人进关,要统治偌大国家,必须依靠汉族和学习汉文化。其实,努尔哈赤的王子们,从小就由明朝派的老师教授四书五经,他们接受汉文化是顺理成章的事。清朝历代帝王,几乎都是汉文字的书法家。我见过的一些重要碑铭、文牍,也是同时使用汉、满两种文字镌刻、书写的。如果说满族完全被汉族同化了,那不符合实际。这种文化交流融合是彼此影响、互相渗透的结果。满语同样进入北京话,譬如哈尔滨、齐齐哈尔、萨其马。旗袍和高跟鞋也风靡全球,虽然欧洲人挪动了高跟的位置。汉族妇女裹小脚的陋习,满族并不学习。我曾开玩笑说,母亲裹脚两千年,这大概就是中国足球上不去的缘故吧? 国内大连足球队踢得好,因为这些球员的母亲不裹小脚。
明清两朝五百余年,进京赶考的举子超过百万,金榜题名的进士五万人,许多留京做官,或外派之后又回京师,不断充实北京士大夫阶层。清朝百位状元郎,其中苏州才子就有16 人,都做过京官。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是翰林院、国子监的骨干:京师大学堂( 北大)、师范馆( 师大)的校长、教授;《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和《顺天日报》《京论日报》《北京女报》的总编。所谓京味文化或京华文化,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四大板块组成,互有渗透,不但提高京味文化的品位,也促进北京语言走向优雅和完善。
新中国定都北京,使人员、文化交流融合的规模空前扩大。今天的北京人来自“五湖四海”的56 个民族。正是新老北京人共同创造了优美的北京话。
北京话带有“官话”的性质。即使在交通不便的封建时代,全国各地也有许多人进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朝廷常派钦差大臣、文官武将到各地视察巡抚,乃至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北京话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也逐渐影响全国。北京话的特点,第一是咬字真切。为此必须克服某些方言的缺陷。
譬如,东北话齿音重,十、四不分;天津话勇、荣不分;上海话一、二不分;湖北话刘、牛不分;湖南话发、花不分;广东话王、黄不分,“我姓三横王,不是大肚黄”,那多啰嗦呀。第二是音、声比较齐全。音色清脆,声调平实,弱化了某些方言浓重的鼻音和铿锵生硬之语音,于柔和中趋向优美;平、上、去、入四声俱全。第三是语汇丰富,这得益于多民族多语种的交流融合,使北京话博采众家之长,积累了大量语汇、词和成语,能够区分语义的细微差别,表达能力极强。
民国初期,国民议会将北京话正式定为国语。至今许多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依然称北京话为国语。曹雪芹、老舍、侯宝林等语言大师把北京话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不少红学家爱钻牛角尖,喜欢考证、索引,若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发掘这部语言宝典,就能看到曹雪芹对北京话的重大贡献。老舍常到北京人艺去给演员们念剧本,征求意见,力求每句台词都生动上口,他对语言的重视,可见一斑。北京话是相声艺术的根基。从国外传来的话剧、电影、广播、电视,其语言艺术,也得益于优美的北京话。经典播音员夏青、葛兰、宋世雄,表演艺术家石挥、白杨、于是之,都是传播北京话的功臣,大家学习北京话的榜样。
北京话也带有方言的性质,有自己的市井俚语,而且有卷舌音、儿字腔过多和入声较少等缺点。新中国推广的普通话,要求“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因为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川滇黔和桂北的汉语,部属于北方语系,具有平实易懂的优点,又是人口的大多数,有条件作为普通话的基础。其实,北京话就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筛选磨炼而成的通用语言,普通话正是由北京话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剔除了北京话的缺点,使我国的通用语言日臻完善。最近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报道:全球100 个国家的2500 所大学在教授汉语,学习者达三千多万。正是我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引起了这种“汉语热”。
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内外交往频繁的当代,北京话——普通话,这个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对于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弥足珍贵的国宝。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文|赵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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