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父居住在水尾村的土堡,离大客厅不远。这是水尾村唯一的土堡,依山而建,两侧是夯筑的高大土墙,后院也用土墙围起来,只留一扇小门。
曾祖父居住在水尾村村口,与土堡仅隔一条小路,同周围其他的住房一样,也是木质结构的瓦房。为了建这座房子,当年高祖父不惜花费大量银元买下这块地,雇人将其挖平,又花费银元买下临近的一块田地用于倾倒泥石。据说前后花费百余银元。曾祖父出生那年,房子刚刚落成。
祖父三兄弟分家后,大伯公一脉仍居住在土堡,祖父和三叔公紧挨着住在祖屋。后来,三叔公将自己的房子拆了,举家迁居到建瓯仙砌。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每到祖屋总能听到从邻居家传来的吵闹声。一问才知道,那是夫妻俩在吵架。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边终于安静了,原来他们搬迁走了。又过一段时间,他们把房子也拆了,只留下一片空荡荡的平地。
作为长孙,得到祖父的关爱自然更多。那时候,每天在新家吃完午饭后,我就随祖父到祖屋去。我光着头走在前面,祖父戴着草帽跟在后边。太阳毒辣辣的,路人见了,就开玩笑说:“你爷爷都戴着帽子,你怎么光着头,不怕晒吗?”
我望了望祖父,又望了望路人,不知该怎么回答。祖父把手别在身后,笑呵呵地说:“不怕晒,不怕晒。”
祖屋的地面铺设着青砖——这在当时是很阔气的,绝大多数人家的客厅都是黄泥,听说曾有人把捕获的一只穿山甲放在客厅,一不留神,穿山甲居然从客厅打了个洞逃之夭夭。横梁上雕有龙头的造型,很粗糙;门是对开的,也雕刻着图案,有花鸟,有人物,门上还有一对铜耳朵。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张扬的装饰被红卫兵觊觎已久,险些被毁坏。外出时,祖母总是用一把奇特的长条形的铜锁把门锁起来;回来的时候再用一把长长的带弯钩的钥匙把门打开。
客厅里摆放着几把竹椅,有的靠背上勾勒着简单的兰花图案;有的刻有诗句,上有“诗人风云”的字样。那些图案和字都雕刻得很好,我曾多次注视着它们,感叹那双能刻出这美丽花纹的巧手,并很希望自己也有一把刻刀。读书时我曾用小刀在一小方坚硬的木头上雕刻文字,如今我对篆刻亦颇有兴趣,或许就受此影响。祖父常躺在一张长椅上讲故事,开导子女。
客厅中央有一张八仙桌,上面有镂空的图案,人物很多。后面是一个案几,供奉着祖师菩萨,背后的屏风上贴着写有“天地君亲师位”的大红纸,还挂着祖父等人在外唱傀儡戏得到的锦旗。
祖父的一个朋友叫玉生,住在峡阳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二叔结婚时,祖屋的对联正是他写的。那天晚上,天已经全黑了他才匆匆赶来,然后借着微弱的灯光裁纸,好像纸都不需折就开始动笔了。他写的是柳体,我认得。九点前后,我困得不住,便睡觉去了。次日一早,只见地上铺满了火红的对联,他竟连夜写完了,真令人吃惊。中午,祖屋的每一根柱子都贴上了对联,长的达数米,一张比一张写得好。
客厅东西两侧都是卧室,我和茂华偶尔也随小姑或六叔在这里过夜。小姑海兰是很会讲故事的,给我们讲小孩捉弄财主的故事,讲阿凡提的故事,讲田螺姑娘的故事……并不像六叔那样,被缠得无计可施了,就开始用“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忽悠我们。平时,我们兄弟俩总是缠着小姑出谜语。有一次,她出了个谜底是水壶的谜语,并告诉我们,谜底就在这间屋子里。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电灯、桌子、器皿……把眼前看到的都说了个遍。小姑识得字,睡觉前,她拿起一本厚厚的演义小说,先看十来分钟,再合上书本,把看到的内容讲述给我们听。我们听得入了迷,睡意全无。
东边的屋子里挂着一幅字,那是进城读书的六叔带回来的,他们说那字写得极好,要我猜猜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很潦草,我歪着脑袋瞅了半天,只有第二个字看着有点儿像“才”字,其他一概不认识。
“博学多思!”
“什么?”
“博学多思!”
“博——学——多——思——”我以为自己认识的那个字不是“才”,而是“学”,我指着那个字说,“怎么一点儿都不像‘学’字!”
“从右边往左边读!”
“嗯?还有这种读法?”原来那不是“才”,而是“多”,第三个才是“学”字,“这‘学’字为什么和书本上的不一样?”
“这是繁体字。”
我又盯着瞅了半天,这些字写得也太难看了吧!在我看来,凡是写得潦草且不认识的字都是不好看的!
六叔戴着眼镜,阴雨天盛饭的时候刚揭开大大的饭桶,一股热气就冲出来打在镜片上。水汽模糊了眼睛,他就云里雾里地寻找饭勺。六叔有个磁带机,放两枚电池,插入磁带,戴上耳塞就能听音乐了。我喜欢用它听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把声音放到很大,自己也跟着大声唱起来。我唱得很投入,甚至感觉比电视里唱得还要好!
小时候的五叔爱学习,却厌恶劳动。读中学时,他曾在摘抄本上记录了一首打油诗,大体内容是:鞋子擦得亮,头发梳得光;只因不劳动,人人说他脏。不知五叔是在自勉还是自,但他却是机灵的。在盖头小学读书时,老师偶尔请假,校长就让五叔组织大家学习,甚至代老师给同学上课。有老师问:“树上有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大家都说还有九只。五叔很肯定地说:“一只也没有!打死一只,别的鸟也都飞走了,哪有那么傻的鸟!”这个问题对于今天听惯了脑筋急转弯的孩子来说自然是很简单的,但在那时却是难题了。
放学后,别人家的孩子大多在外面玩,五叔却在家里苦读。祖母看不下去了,骂他:“学校读了还不够吗,回家还要读!”祖母要他去干活儿,不去就不让他吃饭。五叔被饿了两三天,直到口吐酸水才不得不拿了柴刀、扁担去砍柴。五叔在南平一中上高中时,一个假期回家,我父亲要他打牛草,他一心竟想着学习,把打草之事忘得一干二净。这被左邻右舍传为美谈。
高考前,五叔躺在祖屋的长椅上闭目养神。三叔问他,你这吊儿郎当的样子,能考上大学?五叔不以为意:“我要是考不上,谁能考得上!”虽然高考并未达到预期分数,五叔还是进入了西安交大,学的是间谍专业。
每到寒暑假,我们兄弟俩最期盼的就是五叔、六叔早点回家。这时候可以在客厅的八仙桌上练习毛笔字。五叔的柳体毛笔字写得很好,我就照着他的字临摹。
暑期,我和茂华猴子似的蹦来跳去,六叔不胜其烦,顺手丢给我们一本书。那是介绍生物常识的,比如想淹死一只蝗虫,必须将它的腹部浸泡在水里,因为它的呼吸器官在腹部。我翻了翻,并不很感兴趣。
六叔又丢过一本书,封面赫然有“气功”两个字。我们来了兴趣,以为练好了气功就能像电视里的人物一样飞檐走壁。书中有很多简笔画人物,并配有文字,可我们并无心细看,就问:“怎样才能学到气功?”
“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两只手掌放在腹部,微微闭着眼睛,心里一直想着肚脐眼。一天一夜以后,你的气功就练成了。”六叔比划着说。
“就能像电视中的人一样飞起来吗?”
“没错,快去练!”
我们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即找了个地方盘腿坐下,脑子里不停地默念着:“肚脐眼、肚脐眼、肚脐眼……”
“过了多久?”我问六叔。
“过了一分钟。”
……
“过了多久?”停了一会儿我又问。
“两分钟。”
“怎么才两分钟!”
又等了很久,感觉胸口快要冒出火来了:“有半小时了吧?”
“五分钟。”六叔把正在看的那张报纸对折当扇子,微微地摇着,不耐烦地答道。
我也没了耐心,一跃站起来,像只被解除束缚的猴子,瞬间觉得自由了:“算了,算了,明天再练!”
然而到了第二天历史重演,我们梦寐以求的气功仍旧没能练成。
窗外挂着个竹篓,祖父将平时书写后的废纸、阅过的信件等都丢弃在竹篓里。三个叔叔在外地工作或读书,远的到甘肃、广东等地,通信频繁,收到的信件在村里最多,有时送信的要来两三趟,最多时一天能收到三封。邮递员背着个绿色的包,每天到盖头村两次,再由一个患有佝偻病的邻居负责将信件发放到各家各户。我们背地都叫他“驼驼仔”,大人听了总是要责备的,嘱咐我们要叫他“阿伯公”。盖头这样的小村子,村民都彼此熟悉,路上随便遇见个人,七拐八绕地算,最后总能推演出两人有亲戚关系。
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写了第一封信,是给还在上大学的五叔的。称谓、问候语、正文、祝福语、署名、日期,甚至信纸的折叠都有讲究。水平不够,感觉没话可写,内容不足百字,七拼八凑地表达了你好吗、家里很好这两条信息后就再无话可写了,并不像五叔、六叔那样能洋洋洒洒地写出数页,并且字迹端庄工整。信件发出约一周后五叔才能收到。后来五叔回了信,我只记得他说收到信后很高兴,其他内容已全无印象。有文化却是好的,底蔡村有人往外寄信,内容姑且不说,收信人地址上赫然写着“盖头村大洋乡福建省”的字样。
迷迷糊糊中,五叔、六叔读几年级,在哪儿读我竟全然不知。一个暑假,五叔刚回家,次日就出去了。过了几天又回来,收拾好行李旋即匆匆离去。这此的离别很沉闷,我隐隐感觉到与以往的不同。后来才知道,五叔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州大学任教,到了福大,但见校舍破败,很不满意。而此前有单位到西安交大招聘,五叔此番就去往之前已经应聘上的广东江门南方电网工作。
祖屋所处的位置较高,站在门口就能望见整个水尾村,门口连着阁楼和晒谷场的。阁楼外有一圈回廊,我们常坐在这儿下象棋,把象走到敌营去,并以吃光对方的兵卒为一大乐事。有时也把棋盘对折,把象棋翻过来下暗棋。下得多了,能根据背面的纹理判断是什么棋子。实在找不到纹理的,就用指甲使劲儿抠出一个印记来。因地势不平且地方有限,着阁楼和晒谷场只能建在坑涧之上,用高高的柱子支撑着。后因年久失修,每到刮风时就摇摇欲坠,便请人将它们拆除了,把晒谷场移到先前邻居建房的空地上。
门口有个鸡圈,祖母曾养过一只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鹅。初次见面,我想和它套套近乎,它却对我爱搭不理,远不如鸭子可爱。把小鸭子托在手心,感觉是轻飘飘的;小鹅却很笨重,且总是极力挣脱着,极不情愿。它还懒得出奇,走路不小心摔倒了,自己是绝不站起来的,需要你把它抱起来,不亚于一个任性的孩子。这些姑且还能忍受,可是有一次不知何故得罪了它,它竟追着咬我。平时走路一瘸一拐,追着咬人时却健步如飞。最终,这家伙险些被黄鼠狼叼了去,并因此丧了命。那是一个清早,我兴冲冲地来到祖屋,第一件事就是拜访鹅大叔,却左右寻不着,就问祖母:“鹅哪去了?”
祖母说:“在锅里。”
我很纳闷,鹅怎么会在锅里呢!原来,昨晚黄鼠狼光顾了鹅窝,只因为窝的缺口太小,黄先生没法拖走它,就咬下它的一条腿后扬长而去。那日一早,这位鹅先生竟然还很优雅、很绅士地蹲坐在洞口,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真是且虚伪且愚蠢!
出了门,往东边一箭之遥,即是当年建房时用于倾倒泥石之处,那儿有两株梨树,说是高祖父种植的。两株梨树长得都很高大,一株不大结果子,长出的梨也不大好吃;另一株每隔一年就长很多,把树枝都压弯了。梨多,偷梨的也不少,好在有一种很壮实、咬人很疼的蚂蚁,每天都排着队伍在梨树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令偷梨者望而却步。到了梨子成熟的时候,就用长长的晾晒衣服的竹竿把它们挑下来,许多掉到地上“啪”地一声就摔坏了。有一年梨子长得特别多,采摘的时候许多人聚集在树下。四叔爬上树去把梨子一个个摘下来,装了两三蛇皮袋,并分给左邻右舍。有些实在够不着,四叔就在树上吆喝着:“快走开!快走开!”见树下的人纷纷跑到旁边去了,四叔便踩着一根斜伸出去的树枝使劲儿摇晃,梨子就被抖落下来。等四叔一停下来,旁边的人就又围拢过去捡拾梨子。
梨树下是一片菜园,土地肥得发黑。祖父就在这菜园里种茄子、种菠菜、种小白菜以及各种各样的菜。瓜架上爬着南瓜,刚长出的南瓜布满青绿色的条纹,待到熟透了就变成了黄色,加油煮透后粉粉糯糯,带着几份甘甜。这种南瓜现在似乎已经很难见到了。瓜藤托举着黄色的花朵,凶恶的土蜂一钻进这些喇叭里,原来在里面的小蜜蜂就嗡嗡地叫着赶紧逃离。我总以为蜜蜂是在做坏事,常常趁其不备吓唬它们。有时还悄悄把花瓣捏合起来,小东西就在里边嗡嗡地乱飞乱撞;一松手,它们又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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