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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着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一个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需要相应的政治过渡,而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结论是基于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作用的分析,以及对社会发展情况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不可调和对立的材料得出的。
以前,问题的陈述方式是这样的: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经有所变化: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需要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他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也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并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千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公平和平等还不能完全实现,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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